1682年，姚启圣收复台湾，忐忑进京面见康熙。他知道此次前去必死无疑，但一直痛恨他的康熙却并未杀他，这是为何？ 咱得先明白，姚启圣是个什么人。 这人就是个怪胎。早年间因为性格太狂，被顺治皇帝贬到养马场去喂马，甚至还立下“永不录用”的Flag。要不是后来三藩之乱，朝廷实在没人了，康熙也不会把这个“老愤青”挖出来。 康熙用他，纯粹是没办法；姚启圣干活，也是真拼命。 但收复台湾这事儿，太难了。 当时的清朝，刚打完三藩，国库那叫一个干净，耗子进去都得哭着出来。户部没钱，兵部没粮，康熙两手一摊：前线自己想办法。 这“想办法”三个字，把多少封疆大吏难倒了。但姚启圣不一样，他想的办法，全是野路子。 既然朝廷没钱，那就自己搞钱。怎么搞？他盯上了海禁。 大清律例严禁私自出海贸易，违者杀头。姚启圣倒好，他不仅带头搞，还搞得规模宏大。他在福建搞了个“修来馆”，表面上是招抚郑氏降兵的机构，实际上就是个大型走私集团兼情报中心。 他派心腹伪装成商人，把大陆的茶叶、丝绸运出去，再把台湾急缺的硫磺、铁器甚至粮食高价卖过去。有人说这不通敌吗？ 姚启圣的算盘打得精：通过贸易，一方面赚取巨额差价来养活福建水师；另一方面，通过控制货源，把台湾的经济命脉攥在手里。这招在现代叫“经济制裁”，在当时叫“通敌资敌”。 更绝的是，他还卖官鬻爵。只要你肯出钱，我就敢给你帽子戴。这些钱流向哪里了？全部变成了福建水师的新战船，变成了施琅大炮里的火药。 为了打赢这一仗，姚启圣把大清律法里能犯的条条框框，基本上都犯了个遍。 现在很多人提起收复台湾，只知道施琅。 确实，最后带兵冲锋、在澎湖海战一锤定音的是施琅。但要是没有姚启圣在后面当“血包”，施琅的船队连家门口都出不去。 这就是两人最大的矛盾。施琅是纯粹的军人，主张速战速决，那是硬碰硬的打法，费钱费人。姚启圣是战略家，主张“抚剿并用”，先用经济封锁把郑氏集团饿得半死，再用心理战瓦解对方军心，最后才动手。 结果证明，姚启圣是对的。 据福建档案馆解密的史料显示，在施琅出兵前，台湾内部其实已经崩了。姚启圣派过去的三百多名“特工”，把郑氏集团渗透成了筛子。郑军还没开打，就有六成以上的将领私下里跟姚启圣通了气，表示愿意投降。 这就好比两人打架，施琅上去挥了一拳，结果对方一碰就倒。施琅觉得自己拳头硬，其实是姚启圣早就给对方下了泻药。 但功劳是施琅的，骂名是姚启圣的。 在施琅向康熙递交的捷报里，全是自己如何英勇；而在言官弹劾姚启圣的奏折里，全是姚启圣如何贪婪、如何霸道、如何目无王法。 1682年的那个冬天，姚启圣到了北京。 朝堂上的气氛冷得吓人。他的政敌明珠早就准备好了一摞比砖头还厚的罪证。随便拎出来一条——“擅开海禁，私通外藩”，这就够满门抄斩了。 康熙坐在龙椅上，脸色阴沉。他确实想杀姚启圣。 作为一个皇帝，他最恨两种人：一种是无能的，一种是不受控的。姚启圣显然属于后者。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姚启圣死定的时候，姚启圣拿出了他的“杀手锏”。 那是一本账簿。 他一句话没辩解，只说：“陛下，臣在福建所有的‘贪污’所得，都在这里了。” 康熙翻开那本账簿，越看手越抖。 上面密密麻麻记录了几百万两白银的流水。 每一笔钱，来路都不干净，充满了血腥和铜臭；但每一笔钱的去向，都干干净净，全部砸进了收复台湾这个无底洞里。 甚至在账簿的最后，还有姚启圣自己的私房钱补贴进去的记录。 全场鸦雀无声。 康熙突然意识到，眼前这个干瘦的老头，背负着“贪官”的骂名，背负着“酷吏”的恶名，其实是在替朝廷、替他这个皇帝，干最脏、最累、最得罪人的活。 但你以为康熙是因为感动才不杀他？ 帝王眼里没有感动，只有利弊。康熙不杀姚启圣，根本原因在于平衡。 当时施琅刚刚立下盖世奇功，封了靖海侯，风头一时无两。一个手握重兵、刚刚打完胜仗的武将，对皇权是存在潜在威胁的。 如果这时候杀了姚启圣，那就等于告诉天下人：还是施琅那套管用。这会让施琅更加骄横，也会让其他的文官寒心。 留下姚启圣，虽然削了他的权，但他在那里，就是对施琅的一种牵制。 康熙要通过这件事传达一个信号：只要你是一心为公，哪怕手段脏一点，朕也能容你。这才是一个圣君该有的胸怀。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福建总督是不能让你干了，那是封疆大吏，权力太大。但是，命给你留着，还得给你个虚名，兵部尚书衔。 这既保全了国法的尊严，又安抚了功臣的心。 姚启圣多聪明啊，他立马顺坡下驴。能保住一条命回老家种地，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姚启圣离开北京的时候，据说连个送行的人都没有。 他回到了浙江绍兴老家，住在一个破旧的宅子里。仅仅一年之后，这位曾经叱咤风云、把郑氏集团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狠人，就病逝了，终年61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