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8岁的高晓松在街头遇见算命先生。 后来他上了大学，组乐队、写

1998年，18岁的高晓松在街头遇见算命先生。 后来他上了大学，组乐队、写歌，日子过得风风火火，那张签纸早被压在箱底，偶尔收拾东西翻出来，也就笑笑扔回去。那时候他觉得，算命先生的话跟胡同里大妈的唠叨没两样，听个响儿就完了。 再后来《同桌的你》火了，他成了圈子里小有名气的音乐人，出门有人要签名，饭局上总被人围着敬酒。有次喝多了，朋友聊起算命，他拍着桌子说“我命由我不由天”，逗得一桌人笑。 42岁那年，他接了个电影剧本，讲一群老知青返乡的故事。投资方一开始挺痛快，说“松哥你放手干”，结果拍到一半，投资方突然撤资，理由是“题材太闷，票房没保障”。剧组停了工，演员的片酬、场地的租金堆成一沓账单，制片人急得嘴上起泡，说“要不咱把素材卖了，少赔点是点”。 他没应。第二天一早，他把自己关在剪辑室，把拍好的素材一帧帧看，看到老知青们在田埂上唱歌那段，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组乐队的样子——那时候没场地，就在学校食堂后台排练，冬天冷得手都冻僵了，照样弹吉他。他给以前合作过的导演、制片人挨个打电话，没人愿意接这烂摊子，有人在电话里劝他“高晓松你现在不差钱，犯不着折腾这个”。 他挂了电话，去剧组找剩下的工作人员，就五个人了，化妆师、摄影师、两个场记，还有个刚毕业的实习生。他说“咱把剩下的拍完，钱我来想办法”。实习生小声问“松哥，能行吗”，他拍拍小伙子肩膀“试试呗，大不了我把车卖了”。 接下来三个月，他真把车卖了，又把家里收藏的几幅画也卖了，凑了八十万。每天带着那五个人跑外景，老知青住的村子路不好走，他就自己开车，后备箱塞满矿泉水和面包，中午就在田埂上啃馒头。有个老知青拍着拍着哭了，说“没想到这辈子还能有人记得我们这些旧事”，他跟着红了眼眶，没说话，递了张纸巾。 片子最后没上院线，在网络平台播的，点击量不算高，但有天他收到个快递，是个陌生地址寄来的，打开一看，是本相册，里面全是老照片，附了张纸条“谢谢你们拍了我们的故事，我爸看的时候，哭了一晚上”。 后来有记者问他，当年投资方撤资的时候，有没有想起18岁那个算命先生说的“坎”。他笑了，说“想起了，但这次没等什么贵人，就觉得吧，18岁时觉得命运是张签纸，写好了哪年顺哪年不顺；后来觉得是路上的意外，躲不过也猜不着；现在才明白，哪有那么多坎不坎的，所谓命运，就是你咬着牙没撒手的那些日子，是你跟自己说‘再试试’的那句话，是你把难走的路，一步步走成了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