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96年，正在办公的刘源接到一个电话，只听对方说：“小源，我是你李讷姐，我想见你一面！”刘源激动地说：“太好了……” 1996年10月，三峡工程正处于收工阶段，在西陵长江大桥旁的临时指挥部里，空气中弥漫着柴油味和混凝土的尘土气息。 坐在办公桌前的男人叫刘源，45岁，身份是武警水电部队政委，他的案头堆满了施工图纸，正指挥着一场要把“三座泰山”搬走的浩大工程。 听筒提起，电流声里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小源，我是你李讷姐。” 这句话瞬间打破了指挥部里紧绷的气氛，握着话筒的手指猛地收紧，刘源喉头滚动，原本下达军令的嗓音此刻只剩下本能的震颤。 电话那头的李讷，此时正站在细雨蒙蒙的坛子岭上，56岁的她是来参加《中华儿女》笔会的，当得知那个曾跟在他屁股后面不仅要糖吃、还说要“建大坝”的弟弟就在脚下这片工地上时，她费尽周折要到了这个号码。 这不是一通普通的叙旧电话。 1960年，刘少奇考察三峡，带回了一块岩芯标本，在中南海的石桌旁，6岁的刘源捧着那块石头向李讷炫耀：“姐姐你看，这是能建大坝的石头。” 童言无忌的许愿，在三十六年后变成了沉甸甸的兑现。 1996年10月18日午后，一辆军用吉普疾驰至西陵桥头，车门推开，刘源没有丝毫迟疑，大步奔向早已等候在那里的身影。 不再是记忆中扎着马尾辫的“小老师”了，站在江风里的李讷，短发稀疏，鬓角斑白，脸上每一道皱纹都刻写着过去三十年的沧桑，而那个曾躲在大槐树后的男孩，如今肩扛将星，身姿挺拔。 刘源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李讷眼角的泪光瞬间决堤。 两人并没有沉溺于儿女情长的寒暄，刘源把李讷带到了正在开挖的永久船闸旁，指着那巨大的深坑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20个月，我们挖走了2000万方土石。” 这是一个硬核的交代，在这个巨大的工地面前，他们不仅是异父异母的姐弟，更是父辈意志的代理人。 望着初具雏形的大坝，李讷轻抚栏杆，喃喃道：“父亲当年说‘高峡出平湖’，如今是真的要实现了。” 刘源转过头，提出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建议：“等大坝建成，把毛伯伯那句‘神女应无恙’刻上去吧？”李讷重重地点了点头，这一刻，两代人的夙愿在混凝土与岩石中完成了交接。 这不仅仅是个工程故事，背后还有更深、更动人的情感修复，就算1966年的政治风波把两家生生分开，就算16岁的刘源搬离西花厅时李讷在柳树下默默目送，这种联系也没断。 在那段通讯阻断的岁月里，插队山西雁北的刘源曾在土炕上写下一封从未寄出的信：“姐姐，我学会用煤油炉煮土豆了。” 直到1979年，历史的坚冰才被一位长辈彻底敲碎，出狱不久的王光美，带着保姆赵姥姥推开了李讷那扇斑驳的家门。 面对带着幼子、生活陷入困境的李讷，王光美看着墙壁上的水渍，说出了一句足以载入两家关系史的话：“你父亲的孩子，就是我们的孩子。” 这句话是所有后续互动的逻辑起点。 于是才有了1980年的那个场景：时任河南副省长的刘源进京，兜里揣着并不昂贵的新乡特产“花生酥”，而李讷回赠的，是父亲遗物中极为珍视的一枚“玉莲蓬”。 从带土味的花生酥到温润的玉莲蓬，政治身份的隔阂消融在这些充满烟火气的信物交换中。 时间来到2004年，北京京都信苑大厦，83岁的王光美坐在轮椅上，一手拉着李敏，一手拉着李讷。 在那场只有两家后人的聚会上，老人举起酒杯，留下了最后的嘱托：“我们两家，要世代交好。”这不再是客套的祝酒词，而是一份历经半个世纪风雨后的家族契约。 八年后的2012年，三峡工程全面竣工。 此时已调任军科院的刘源，站在蓄水175米的水库旁，再次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电话里不再是当年的电流杂音，而是浩荡的江水拍岸声。 “大姐，你听。” 电话那头，年逾花甲的李讷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小源，代我摸摸那块刻着诗的坝体。” 涛声依旧，那块刻着“神女应无恙”的坝体，静静地伫立在长江之中，替他们守望着这段跨越世纪的悲欢离合。信源：共和国缔造者后人的一次难得相遇——《中华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