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老山女兵谢楠因私自开枪为牺牲的战友送行，遭到开除，20年后，谢楠归来，用957朵玫瑰花铺满整个烈士陵园，上演一场感人至深的战友情。 那句“弟，姐来看你了，那5块钱，姐还你了”，谢楠在麻栗坡陵园低声说出口时，其实不仅是在对着一块冰凉石碑说话，也是在对自己压了20年的愧疚交账。 时间拨回到1984年。18岁的贵州姑娘谢楠瞒着家人报名参军，被分到老山前线当战地卫生员。 到了猫耳洞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战场：洞里闷得像蒸笼，炸点就在耳边开花，卫生员背着几十斤的急救包，在血水和泥浆里爬来爬去，帮军医包扎、输血，有时忙到顾不上擦一擦身上干涸的血迹。 在那样的日子里，同乡的亲切感变得格外珍贵。运输员赵勇就是这样闯进她生活的。这个比她小几岁的新兵蛋子，常常扛着弹药箱跑到卫生所门口，一会儿送伤员，一会儿扯着嗓子喊一声“楠姐”，嘴里还念叨着家乡的糯米饭和瞎了眼的老父亲。 有次，他红着脸来借钱，说想给家里买台收音机，让看不见的父亲听听新闻。谢楠翻遍口袋只有15元，犹豫了一下，还是抽出10元塞给他，自己留了5元应急。 赵勇接过钱，乐得像个孩子，敬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说打完仗一定还。谁都没想到，这样普通的一次借钱，会变成她往后无数个夜晚的梦魇。 后来战事越来越紧，赵勇所在的运输车队在一次送弹药途中遭炮火袭击，整车跌下山崖。等谢楠赶到停尸点，看到的只是被熏黑的脸和残缺的躯体，已经分不清原来的模样。 那一刻，她脑子里全是那张10元钱，开始无休止地自责：如果当时把15元都给他，他是不是早就给父亲寄去了收音机，是不是不会带着遗憾离开。 安葬那天，陵园山风阴冷，刚立起的墓碑还透着寒气。站在赵勇的墓前，谢楠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猛地拔下枪，对着灰蒙蒙的天空连开三枪。 枪声在山谷间回荡，惊飞了栖在树梢的鸟，也在部队的纪律条文上划出一道红线。她心里很清楚，战地擅自鸣枪的后果会有多严重，可那一刻，理智挡不过胸口翻涌的悲痛和愧疚。 处分很快下来，原本已经上报的三等功被取消，她因违反军纪被提前复员。从战火纷飞的前线，退回到普通人的生活轨道。 离开部队后，她凭着在部队练出的那股拼劲考上大学，去北京工作，后来成家立业，收入殷实，看上去一切顺利。 可每到雷雨夜或是梦醒时分，麻栗坡陵园的那排墓碑总会突然闯进她的脑海，赵勇扭曲的笑脸和“楠姐，我好冷”的呼喊一次次把她拽回老山。那张当年留在手里的5元钱，成了她心口永远的钉子。 真正的拐点出现在老山战役20周年前后。一次梦醒后，她终于下定决心回去看看。她辗转飞到云南，再搭车进山，夜里借着打火机微弱的火光，在成百上千块墓碑中一点点寻找那个熟悉的名字。 找到赵勇的那一刻，她一下瘫坐在地，把带来的小花圈挂上，又打开一瓶白酒洒在泥土里，算是替自己兑现了当年“打完仗请你喝一杯”的承诺。 陵园管理员告诉她，这里一共有957位烈士，还有三百多人的家属连路费都凑不齐，从没来过。那句话像一记闷棍敲在她心上，她突然意识到，欠的不只是赵勇，还有那么多从未被看见的年轻生命。 回到北京后，她做了个谁都无法理解的决定：辞掉稳定工作，举家搬到昆明。她在城里开了一家“老兵之家”茶室，专门接待从各地赶来祭扫的老兵和烈属。 一壶茶端上去，换来的是一段段被尘封多年的战地回忆。茶室的账本上，除了日常收支，还多了不少特别的支出栏：给某位烈士母亲治眼病的费用，替某个烈士亲戚垫付的学费。 别人劝她别总往外掏，自己还住出租屋呢，她只笑一笑，把烈士证原件收得更紧。 2004年清明前夕，她又一次回到麻栗坡。这一次，她不再只提一瓶酒，而是背回了957朵红玫瑰。那些花是她用多年的稿费和积蓄一点点换来的。 有人不理解，为何不用传统的白菊，她却坚持说，那些牺牲时都不过二十来岁的男孩，理应用最火热的颜色来祭奠。 那天，山路泥泞，她抱着成捆的玫瑰一点点往上爬，一块碑一朵花，不让任何人帮忙。花刺把她的手掌扎得血痕累累，血和雨水顺着花杆滴在石阶上，把玫瑰衬得更红。 当最后一朵花插上，阴冷的陵园不再只有石头的灰白，而是一片鲜烈的红。老管理员看着满坡的花，哽咽着说，这是这些孩子这么多年收到的最美的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