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汤恩伯病重，想到美国做手术，但拿不出路费和手术费，向陈诚求助，陈诚很是同情，但此时蒋氏父子在台湾统治已经稳固，陈诚被 蒋经国 挤兑、取代，失去了实权，已经是有心无力、爱莫能助了，只好替汤恩伯向 蒋介石 求情，蒋介石批示只能到日本做手术，而且只给批了几千美元，结果最后汤恩伯死在了日本人的手术台上。 1953年，台北。汤恩伯捂着肚子躺在病床上，检查结果出来是十二指肠肿瘤，医生直截了当地说，想多活几年，最好去美国动大手术。 问题是，他翻遍家里所有抽屉和角落，连一张赴美机票的钱都凑不齐。这位当年在华北呼风唤雨的“中原王”，终于看清了自己落到什么境地。 走投无路之下，他只好去找老同事陈诚。这时的陈诚表面还是“副总统”，实际上早已被蒋经国架空，权力和财力都大不如前。陈诚听完唏嘘不已，只能代他向蒋介石递报告。 很快，上头批示下来了，只有寥寥几句：同意赴日就医，拨款数千美元。美国不准去，钱也只够在日本“凑合一下”。在权力的天平上，这条人命的分量就被这样轻轻打发。 其实，这个结局的伏笔早在1949年就埋下了。那一年国民党大势已去，浙江省主席陈仪看得很清楚，给手握重兵的汤恩伯写信，商量起义自保。 他不仅是党内元老，更是汤恩伯的再生父母，当年资助他留学日本，还把干女儿王竟白嫁给他。按道理说，这样的恩情比山还重。 汤恩伯却做了一个决定，把这封信当成“证据”，连夜送到蒋介石案头。他以为，只要用恩师和“干爹”的性命去表明立场，就能换回蒋家的信任和自己的后半生荣华。 蒋介石确实笑了，陈仪很快被捕，1950年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只留下一句“瞎了眼，错看了人”。但那一刻，老蒋心里也有数，一个连救命恩人都能卖的人，将来要卖主子，其实也不会手软。 到了台湾，汤恩伯盼着“高官厚禄”，等来的却是迅速卸权。军权第一时间被收走，只给了一个空有头衔的“战略顾问”，实际上与软禁无异。家门口特务天天转圈，他晚上睡前要趴在地上看床底，生怕哪里藏着窃听器。曾经的汤司令，在新环境里活得像惊弓之鸟。 同僚聚会时，没人愿意跟他碰杯，背地里都叫他“卖爹贼”。他用一纸密信换来的不是信任，而是无处不在的防备与嫌弃。 家里也不再是避风港，妻子王竟白既是他枕边人，又是被枪决的陈仪的干女儿。父债子还，义父之死成了夫妻之间永远拆不完的结，这段婚姻从那时起就只剩下形式。 1953年，他忽然病倒，才发现自己早已“破产”。台湾医疗条件有限，医生建议出国手术，他却连钱都拿不出来。陈诚此时同样被边缘化，既帮不上忙，也自身难保。 有人感慨，从前在大陆时，蒋介石还需要在各路军头之间玩平衡，陈诚、胡宗南、汤恩伯、桂永清、毛人凤这些人纵然屡战屡败，也得继续用着。 可退守台湾之后，地盘小了，共军打不过来，蒋氏父子就可以放心“整肃军队”、收拢兵权，这些老部下瞬间从“依仗”变成了“累赘”。 就这样，汤恩伯揣着那点可怜的经费，拖着病体去了东京。1954年6月29日，东京庆应大学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划开他的腹部，本是例行的肿瘤切除，却因为主刀一抖，误切血管，鲜血像喷泉一样涌出。 止血钳、纱布轮番上阵，也堵不住生命流逝，几个小时后，他因失血过多死在异乡。 死讯传回台北士林官邸时，蒋介石正在喝茶。听完汇报，他只是面无表情地吐出四个字：“死了也好。”没有追忆，没有惋惜，一个曾经统兵数十万的上将，在最高统帅眼里，连象征性的感慨都不值得。那四个字，比手术室里的血更冷。 更冷的是后续。接到消息后，王竟白做了一个极决绝的选择，她没有办隆重的归葬，也没去向任何人请求照顾，而是带着四个孩子直接飞往美国定居。 丈夫的骨灰草草埋在台北郊区一座墓园里，没有规格隆重的追悼会，没有络绎不绝的吊唁者，只剩一座冷清的坟头和日渐风化的牌位。 从“中原王”到孤坟一座，汤恩伯用自己的一生，给后人留下一份冷冰冰的注脚。忠诚一旦失去人性的底色，就成了最廉价的投机；把亲情、恩义当筹码去赌前程，看似一时得利，最终却会发现，自己才是那颗最容易被弃掉的棋子。权力的棋盘上，没有真正安全的赌徒，只有被推来推去的炮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