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驻尼泊尔外交官朱敏才退休后，瞒着子女，带着妻子连夜离家，从此杳无音讯，直到十年后，一位老人被送往医院，这才得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火车开出北京，窗外霓虹还在闪，他们心里装着的，却是电视里看到的贵州山村：孩子们趴在破桌上写字，那种渴望知识的眼神，让这两位“该享清福的人”坐不住了。 此后10年，儿女四处打电话找人，亲戚朋友都问遍了，得到的只有“没消息”。直到2014年秋天，贵州一所偏远小学的校长，跟着一辆救护车冲进市医院，红着眼对医生说：“一定要救救朱老师，他是大山的恩人。” 医生这才知道，面前这个瘦得脱形、呼吸困难的老人，是一名在山里支教多年的老师。 时间往回拨9年。夫妻俩第一次踏进贵州望谟时，眼前的学校比电视画面更让人心酸：教室墙皮大片剥落，桌椅摇摇欲坠，有的还是孩子从家里背来的。 后来他们又去了海拔1300多米的尖山苗寨小学，那个被称为“贵州小西藏”的地方，半山腰石头垒成的校舍里，原本只有一个老师教所有年级、所有课程。 他们没有打退堂鼓，而是决定留下来，把这里当成晚年的归宿。学校给他们腾出的“宿舍”不到10平米，紧挨男厕所，墙缝里老鼠想来就来。 下雨天屋里到处漏水，冬天寒风从缝里直灌，床铺总是半湿。水井打上来的水浑得发黑，只能放点白矾沉一沉就当饮用水，一个月才能走三四小时山路下山洗澡、买盐油。 教学条件也简陋得让人心酸。朱敏才把当外交官时练出的手艺用在木头上，拿锤子刨子一点点把课桌椅修稳，又从废品站淘来旧推子给孩子们理发。 孙丽娜则把分层教学搬进这间透风漏雨的教室，为了让山里孩子开口说英语，她在脸上画红圈当“苹果”，又把土豆变成教具，一字一句带着孩子们念。 她常说：“山里的娃也该有机会看到外面的世界。” 这10年，他们从不领工资，生活全靠退休金和少量补贴撑着，而钱大多化成了书本、文具和新课桌。朱敏才那条秋裤补了一层又一层，孙丽娜想给他换块新布，他摆摆手：“一块布能换几十支铅笔呢。”他们把大山的孩子当自家孩子，对自己的抠门，对课堂却从不吝啬。 艰苦的环境在悄悄吞噬他们的身体。高原阳光狠狠灼伤了孙丽娜的眼睛，右眼彻底失明，左眼视力几乎为零，体内重金属也严重超标。 朱敏才患上高血压、高血脂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却总说“回北京治病，那孩子们的课谁上？”真正倒下之前，他在黑板前讲“丝绸之路”，讲着讲着，人就直直栽倒。 2012年，孙丽娜因糖尿病并发症晕倒在讲台上，朱敏才守在病床前，第一次提出“要不回北京吧”。她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却是：“等孩子们考完试再说。” 两年后，轮到他倒在黑板前，村长紧急拦下一辆拉煤车，交警开警车在前面鸣笛开道，把他送到县医院。抢救室里，医生发现他衣兜里装的不是钱包，而是一叠没批完的作文本。 媒体很快报道了这对“失踪老人”的故事。人们才知道，这位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当年是驻外经济商务参赞；这10年，他们把本该享用的退休金全部砸进大山的教室里。社会各界捐来的钱，夫妻俩又几乎一分不留：新教室、玻璃窗、整齐桌椅、电教设备，一样一样地给孩子们添上。 2015年，他们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领奖台上，朱敏才坐在轮椅里，孙丽娜帮他读获奖词，台下的儿女这才终于弄清楚，父母这10年究竟在做什么。 很多被他们教过的孩子，已经考出了大山，有的走上讲台当了老师，回来探望时对他们说：“如果没有你们，我可能永远走不出这片山。” 2022年，朱敏才在北京去世，没有留下骨灰，全部捐给医学研究，只在尖山苗寨的核桃树下留了一块小小的纪念碑。 孙丽娜没有跟着回城，而是继续留在那所山村小学，守着那台老缝纫机，给孩子们缝补衣服。教室墙上挂着朱敏才穿西装的照片，笑得像是在说：“这儿，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 按城市人的剧本，他们似乎丢掉了健康、安逸甚至寿命；可按大山孩子的眼神算账，他们用十年时间，在群山之间修了一条通往世界的路。到底是哪一笔更值，全看你手里的那把尺子，愿意对准哪一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