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慈禧下令将石达开5岁的儿子石定忠凌迟3000刀处死，孩子实在太小，才割两刀就晕倒。慈禧太后听闻下令，好好养着每天剐一点，执行了整整9年。 在太平天国这出绵延十几年的长剧里，石达开父子的身影，一老一幼，一前一后，把一个王朝的末路与一场理想主义的溃败勾勒得格外刺眼。 1831年，石达开生在广西贵县，少年丧父，靠贩牲畜、木材撑起一家，又在江湖人手里学拳脚，也读书，也抄兵法。科举屡试不第，他把目光从仕途转回乡间，直到洪秀全、冯云山带着“天下人都是兄弟”的口号走进广西，那扇通往另一条路的门，才彻底向他打开。 1851年，金田起事的枪声响起，只有20岁的他已经能领几千人跟着出山。起义军一路北上，他打下城池，布壕设伏，在湖口一战把湘军水师打得七零八落，曾国藩气到差点投江。 1853年天京建立，他一边帮忙搭政权架子，一边坐镇安庆，率军西征，三夺武昌，把自己磨成太平军里最会打仗、也最讲规矩的统帅之一。 然而，这支号称“替天行道”的队伍，在权力面前很快撕裂。1856年天京事变，杨秀清死在自己人刀下，城中血流成河。 石达开家眷也在乱刀中丧命，他先逃，再回师，逼得洪秀全处死韦昌辉，却也从此种下猜忌。他短暂主持过天京政务，推了几桩改革，很快就发现自己再难握住实权，1857年只好带兵出走，独自转战南方。 离开天京之后，他不再是那支运动里的“第二号人物”，而成了一个被围猎的目标。江西、浙江、福建，再到贵州、四川，他一边招兵，一边躲开清军主力，还尽量维持不扰民的军纪，希望在南方再挤出一块立足地。可在坚固根据地缺失、内外夹击之下，这支部队终究被一步步逼到大渡河畔。 1863年，大渡河暴涨，前面是过不去的洪水，后面是一路追杀上来的清军，紫打地一带的山谷变成死局。 砍树造舟没能趁水势突围，粮草耗尽，弹药将空，他最终选择押上自己，从容进清营谈判，希望用投降换回三万余人的性命，身边还带着只有5岁的幼子石定忠。 他被送到成都，大堂之上照旧据理陈词，口中还是那一套“反清扶民”的说法。清廷却用最重的“叛逆之刑”回应他。6月27日，他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行刑数小时，他始终紧咬牙关，这一点在清方记录里也留有痕迹。 他死之后，石家的血脉怎么处置，成了官场案牍上的下一行字。按《大清律例》，谋反首领男丁本不该留下，十岁以内可先监禁，待足岁施以宫刑，再发配边疆为奴。 骆秉章在奏折里写明，石定忠年才5岁，应依律先收监，“俟及岁时照例办理”。这一纸奏折获准，也就是说，至少在纸面上，清廷没有马上砍杀这个孩子，而是选择让他在狱中熬到可以“按例动刑”的年龄。 与这种冷冰冰的“程序正义”并行的，是民间口口相传的另一种版本。故事里，慈禧亲自下令，对这个“逆种”施以三千刀凌迟，孩童一开始就撑不住，只得先养着，再一点点割，足足折腾九年。 史家翻检档案，证明这种说法很难成立，却也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真实的做法已经够狠，民间才会本能地把那份残酷再夸张一层，凿进记忆深处。 从史料能看到的，大概是这样一幅图景。被判“按律办理”的石定忠，幼年被单独关在牢房，靠稀粥和清水维持生命，等到年龄到了，再接受宫刑，然后被押往遥远的边地，终身在风沙和重劳之间挣扎。 他不可能再有后代，他的姓名也很快消散在奴隶编号里，史书只留下一句“收监候处”。 而在普通百姓的叙述中，他则成了那个被一刀一刀剐去童年的小孩，用以说明一个事实，连五岁的孩子，在那场镇压中都不被允许活成一个完整的人。 这样一前一后两代人的命运，一个在千刀之下咬紧牙关，一个在档案空白和传说缝隙中慢慢消失，把晚清末路的逻辑暴露无遗。 石达开曾经凭本事赢得敌方敬畏，却抵不过集团内斗与时代大势，终于只能以悲剧英雄姿态谢幕。石定忠甚至来不及长成一个“人物”，就被当成必须抹掉的危险符号。 制度化的株连，加上被放大的传说，共同构成了这场洪水退去后最阴暗的一滩死水。 也正因为如此，石达开父子的故事，才会在这么多年以后仍被一遍遍重讲，提醒人们，任何脱离人道底线的政治报复，不论以何种旗号包装，终究只会在历史的底页上留下长久的阴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