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张志新在狱中咬破手指写下带血的绝命书，两天后她在悄无声息的夜幕下走上刑场，一声冷酷的枪声过后，她的生命陨落在早春萧瑟的寒风里，甚至被一件遗物都没有留下，骨灰更是不知所踪。 1975年春天，沈阳的风还透着凉。曾真带着两个孩子，穿上家里最体面的衣服，从外地赶到省城。他以为，这一次终于能把分离6年的妻子接回家，一家人好歹能团圆。 招待所墙刷得雪白，却掩不住他心里的不安。他在窗前来回踱步，一会替儿女抻抻衣领，一会又侧耳听走廊的脚步声。门开的一瞬间，进来的人手里既没有钥匙也没有探视证，只有一张盖着红章的薄纸，上面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死刑判决书”。 就在这同一个早晨，小东门监狱里，张志新被押进临时“手术室”。为了不让她在刑场上发出哪怕一句喊声，他们选择用最粗暴的方式让她“闭嘴”，没有麻药，直接切开喉咙，再塞进一根管子。那一刀之后，她连惨叫都喊不出来。 几个年前，她还是省里机关里的“文化干部”。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会俄语，会拉琴，和丈夫在辽宁省委工作，有一儿一女，在很多人眼里是端庄体面的模范母亲。 转折发生在1968年前后。她在会上当众质疑狂热的个人崇拜，认为路线有偏差，党员之间应该平等，不能搞一言堂。这样的声音在当时被视为“刺耳”，她很快被带走隔离审查，再也没踏进家门一步。 沈阳那座监狱，成了她此后生命的全部空间。为了逼她认罪，各种羞辱与折磨轮番上阵，有人见过她精神恍惚时用窝头蘸着经血吃，也有人记得她一次次在手掌心写下自己的看法。 第一次判决把她推到了死刑边缘，因为高院有人坚持，才改成无期。 但到了1975年2月，气氛彻底变了。有会议上有人拍桌子定调:“多活一天多搞一天反革命。”一句话，让无期徒刑重新变成“立即执行”。在那一刻，她不再是一个有名字、有家庭的女人，只是被当成“必须清除的危险分子”。 行刑那天，刑车驶向大洼刑场。围观的群众只看见一个喉咙缠着纱布、沉默得像木头的女犯人，没人知道几个小时前发生了什么。 枪声响起，45岁的生命被匆匆了结，家属既不能见最后一面，也拿不到真正的骨灰。曾真回到家里，得到的只是几件旧衣服和一个空盒子。 故事本可以就此掩埋。两个孩子背着“反革命子女”的标签长大，很长一段时间不敢提母亲的名字，曾真也只能在心里一遍遍回想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样子。 直到1979年，那摞早已发黄的卷宗被重新摊开，行刑前割喉的记录，一次次审讯笔录，血书被定性为“拒不认罪”的备注，让参与翻案的人脊背发凉。 调查结论出来，张志新被彻底平反，追认为烈士。平反大会那天，广播里念出她的名字，无数人含泪听完，有人第一次知道，原来说几句真话，竟要付出这样惨烈的代价。 后来在纪念馆的档案盒上，有人抄下那句流传最广的话:“告诉春天，我来过。”不管那是不是她真的临终遗言，至少代表了一个时代里无数不肯低头的人。 许多年过去，刑场早被新楼覆盖，当年的弹壳混进水泥，再没人认得出。可每到春天，总有人给她的衣冠冢送一束花。对于张志新来说，真正的“春天”来得太晚，却并非全无意义。 她没能喊出口的那些话，最终还是在后来人的心里回响，提醒人们记住:一个社会要容得下不同的声音，不能再让说真话的人，为此付出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