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朱光亚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位中国最后一位解密的“两弹一星”元

1999年，朱光亚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位中国最后一位解密的“两弹一星”元勋，是中国核武当之无愧的“众帅之帅”！ 很多人知道“两弹一星”是一群科学家干出来的大事，但很少有人想过，这么多大拿聚在一起，怎么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朱光亚就是干这个的。他不是那种站在最前面喊口号的人，可团队里缺了他，就像钟表缺了齿轮，转不起来。 刚到核武器研究所那会儿，所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每周开一次“神仙会”，各领域专家坐一起讨论问题。有次为了原子弹核心部件的材料选型，理论物理组和工程技术组吵得脸红脖子粗。理论组说“数据模型显示这种材料最稳定”，工程组反驳“工艺上根本做不出来，总不能拿图纸炸响吧”。朱光亚没急着拍板，而是让两边把数据和工艺难点一条条列在黑板上，自己拿着粉笔在中间画了条线，左边写“理论可行条件”，右边写“工程实现瓶颈”，然后带着大家一个个对。他不插嘴，就听，时不时问一句“这个参数如果调整0.1，工程上能简化多少？”“这个工艺难点如果绕过，理论误差会到多少？”那天会开到后半夜，最后两边都服了——他们在朱光亚画的那条线上，找到了一个谁都没想到的折中方案。后来有人说，朱光亚的本事不是他懂多少，是他能让懂的人愿意把底牌亮出来。 他对年轻人特别上心。有个刚毕业的大学生，第一次做核爆冲击波计算，结果和老专家差了一大截，急得直掉眼泪。朱光亚把他叫到办公室，没批评，反倒拿出自己当年在美国做实验的笔记，里面全是红笔改的错处。“你看，我刚学的时候，算错的比你还多。”他指着其中一页，“这个公式你是不是把单位搞错了？美国用英制，咱们用公制，换算的时候最容易出问题。”年轻人后来成了核试验数据处理的专家，总说：“朱先生教我的不是怎么算对，是怎么不怕算错。” 他这辈子好像没什么“个人爱好”。办公室里除了书就是资料，唯一的“私人物品”是个掉了漆的搪瓷缸，上面印着“劳动最光荣”，用了二十多年。有次所里发福利，每人一条新毛巾，他把自己那条给了门卫大爷，说“我这条还能用，大爷天天扫地，更需要新的”。有人劝他：“您现在是大专家了，该讲究点。”他摆摆手：“讲究啥？当年在美国，为了省点钱买回国的船票，一顿饭就啃个面包。现在国家给的待遇够好了，再讲究就是浪费。” 其实他不是不爱“讲究”，他讲究的是实验数据不能差一分一毫，讲究的是团队里每个人都得吃饱穿暖。有年冬天，戈壁滩上特别冷，他发现年轻技术员晚上写报告冻得手发抖，第二天就让后勤把自己办公室的暖气片拆下来，装到了集体宿舍。自己冻着，裹件军大衣在办公室加班。 后来解密了，记者去采访他，问他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是什么。他想了半天，说：“看着那些年轻人一个个能独当一面，比我自己做出什么成果都高兴。”记者又问：“隐姓埋名这么多年，后悔过吗？”他笑了，说：“后悔啥？当年回国就是想让国家不受欺负。现在国家站起来了，我这一辈子，值了。” 现在提起“两弹一星”，大家总会想起那些耀眼的名字。可我总觉得，像朱光亚这样的人，就像机器里的润滑油，不显山不露水，却让整个机器转得更稳、更快。他们那代人好像有一种本事，能把“我”藏在“我们”后面，把个人的光变成集体的亮。现在的我们，有时候太想证明“我很厉害”，却忘了“我们一起厉害”才更有力量。这种藏与露之间的智慧，可能比那些具体的科研成果，更值得我们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