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于荣光的父亲确诊肝癌，医生告诉他：如果不化疗，最多只能活3个月。谁知，于荣光思考片刻后却说：“放弃化疗，出院吧。”医生不可思议地说：你挣这么多钱却不舍得给父亲治病，太寒心了！ 在许多人眼里，于鸣魁本该在戏台上谢幕，而不是在病床上被器械包围。 这位被同行称作“活关公”的老艺术家，70岁还能在台上唱《古城会》，抡起花枪一点不含糊。谁都没想到，2003年一次晨练，他会突然倒在胡同口。送到医院，诊断结果来得又快又狠，肝癌晚期。 医生摆出的路只有几条。肝移植要排队，等不等得上天知道。化疗也可以做，可副作用注定要把一个要强了一辈子的老艺人折磨得形销骨立。白纸黑字上只有一句硬邦邦的提醒，如果什么都不做，大概只能活三个月。 于荣光坐在走廊里，脑海里翻滚的是冬天没暖气的练功房，父亲让他含着冰碴子练念白，说“戏比天大，人得站着活”。这样一个把体面看得比命还重的人，要是知道自己是绝症，每天插着管子挨日子，怕是比死还难受。 于是，他做了一个被不少人骂“逆天理”的决定。放弃积极治疗，接父亲回家。医生皱眉劝阻，邻居在背后嘀咕，说这儿子有钱还不肯给父亲看病。于荣光一概不解释，只在病房里对父亲笑着说，是年纪大了，有点小毛病，回家调养就好。 回到老屋，他几乎把自己的人生重置。所有片约统统推掉，墙上挂满父亲年轻时的剧照，客厅里循环放着录下来的老唱段。 他知道父亲放不下那一口酒，就专门调制“仿真酒”，用葡萄汁和蜂蜜倒进白酒瓶子里，傍晚爷俩在小院对坐，父亲喝“酒”，他端白开水，照样碰杯。 药也要吃，只是换了说法。他把药片装进维生素瓶子里，说是国外带回来的保健品。有一次父亲嫌太苦，他干脆当面丢一粒进嘴里，嚼得嘎嘣作响，说像糖豆。 除了这些小心思，他还把生活慢慢拉回“正常节奏”。陪父亲打太极、遛弯、看报纸，让他去社区合唱团唱《空城计》，帮他做绣着“延年益寿”的新戏服，甚至亲自跑去学做驴打滚，只因为那是老人最惦记的一口点心。偶尔他们还结伴去天津听京剧，让父亲在台下圆一圆当年没拜成名师的遗憾。 按照医学上的推算，老人最多还能撑三个月。可在这场父子合演的“谎言”里，时间像被按了慢放键。春去秋来，父亲不仅没垮，反而精气神越养越足。老票友在公园里听他开腔，还笑着说，于老板这嗓子再唱十年都有戏。 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拖，就是整整7年。 直到2010年冬天，父亲突然腹痛，整个人明显虚弱下来。于荣光明白，那个躲了7年的话再也藏不住了。他握着那只曾经拿过大刀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出实情，说自己当年瞒着不让化疗，是怕他受罪。 出乎意料，病床上的老人没有生气，反而露出年轻时上台前才有的那种亮光。他笑骂一句“傻孩子，我早知道”，说早就发现酒味不对劲，也看见儿子半夜替他翻身时发抖的手，更别提那份被随手塞进抽屉的病历。 原来，这不仅是一场儿子为父亲编织的谎言，也是父亲为成全儿子演下去的默契。 最后的选择，依然掌握在老人自己手里。他拒绝了插管，只提出两个愿望。换上绣着关公的戏服，耳边放起熟悉的《千里走单骑》，安安静静睡过去。 父亲走的那天，于荣光在葬礼上没有失声痛哭。他选择把骨灰撒在京剧团老练功房的位置，那是父亲教他抬头、运气、亮相的地方，也是这对父子人生最重要的舞台。 当年那些责怪他不孝的声音，后来听到真相时才恍然大悟。医生也在反思，自己总把延长寿命当成唯一目标，却忘了对很多晚期病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在人生最后一幕仍然像自己。 于荣光之后常说，自己演了一辈子硬汉，最硬的一场戏，就是陪父亲走完这7年。 什么是孝。不是不计代价去跟命运硬耗，而是读懂父母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有人想多活一天，有人更在意能不能站着离场。对一个唱了一辈子戏的老艺人来说，儿子保住了他的最后体面，这份选择，也是一种成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