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单位有个公务员姐姐40多了,很久以前实名举报当时的党委书记,副局长,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现在是个副股级干部,后来的副局长,还当过我们的一把手,表面该咋样还是咋样,但她一辈子也止于副科长了也就是副股级干部了。 她就坐我对面,除了堆成山的台账,就是那盏用了很多年的旧台灯。办公室午后的阳光斜射进来,照得她头发丝有点发亮,她正小心地用胶水粘一个开裂的档案袋边角。 那天下午,科室里吵吵嚷嚷的,说上级要来检查,要紧急补一批过去三年的会议记录。“这哪来得及啊,痕迹太重了。”有人抱怨。主任踱步过来,敲了敲她的桌子:“老同志,你经验丰富,这个任务你来牵头,带着年轻人弄一下。原则是,既要体现工作扎实,又要……合乎规范。”主任的话说得有点绕,但大家都听懂了潜台词:可以适当“润色”。 她没说话,接过那一大摞空白纪要本。接下来的三天,她带着我们两个新人,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原始通知、签到表和哪怕只有一句话的备忘。我们按真实能找到的痕迹,一板一眼地补,进度慢得像蜗牛。小赵忍不住了:“姐,有些会议肯定开过,只是没记录,我们大概编一下时间议题,不然真的弄不完。”她头也没抬,手里核对着一份签到笔迹:“没有就是没有。我们编一个,以后的人来查,就会以为这是真的。假的摞假的,最后真的也没了。” 检查前一天,我们终于填满了所有本子,每一页后面都附上了能找到的佐证材料复印件,没有的就空着。主任翻看时,脸色不太好看,但也没说什么。后来检查组真的来了,随机抽了几本,翻了很久。带队的领导忽然问:“这几次会的佐证很全,为什么旁边这几次什么都没有?”她站起来,很平静地说:“因为当时确实只留下了这些,找不到的,我们不能造。”检查组的人愣了一下,点点头,没再追问。 风波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有一次,我夜里回办公室取东西,又看见她那盏灯亮着。她正小心地把我们之前补记录时用的废稿纸,一张张捋平,叠好,放进碎纸机。碎纸机嗡嗡地响,外面下起了雨,雨水顺着窗玻璃一道道往下流。她看着那些纸屑,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东西是补上了,但心里不能留下窟窿。” 那天之后,我好像有点明白了,她桌上为什么永远有那么多红笔蓝笔。有些是用来打钩的,有些,大概是用来画线的。
你猜你儿子政审好不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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