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王光美因病去世。临终前，她突然向女儿刘亭抱拳作揖，虚弱地说：“女儿，拜托了！”女儿哭着说：“妈妈，您这样，我受不起啊……” 二〇〇六年深秋，北京一间病房里灯光发白。 王光美靠在枕头上，气若游丝，看着床边的刘亭亭，费力抬起双手，缓缓合拢，抱拳，朝女儿一揖。那一下不重，刘亭亭当场哭得说不出话，只反复挤出一句：“您别作揖，我真受不起。” 这一揖像是给女儿行礼，也像把压在心头多年的一件事，郑重交出去。她嘴里挂着的，是“幸福工程”，是那些乡村里辛苦撑家的贫困母亲，而不是自己的荣辱。 回头看她这一生，很多人先想到的，是年轻时那一圈光。 一九一二年，她出生在北京一户人家，在王宅里排行老七。父亲王治昌读书多，在北洋政府干过事；母亲董洁如，天津富商人家的女儿，也是最早走进大学课堂的女子之一。 六个兄长，有人做地下工作，有人飞上天打仗，有人成了皮肤科专家，有人在商场厮杀，个个不一般。 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个七姑娘从小不愁书读。 中学时，数理成绩一路在前，同学把她列进“数学三王”。一九三九年，她考入辅仁大学数理系光学专业。战事紧，日子乱，她抱着书本往前挤，熬完硕士，迎来一个难得的机会：美国两所大学的原子物理专业，同时寄来全额奖学金，请她去读博士。 正当人们替她高兴，一九四六年北平那场停战谈判开始。 国共两党在美方调停下坐到一桌，需要一个英文过关又靠得住的翻译。想到她的学问和她四哥王光洁的身份，组织找上门来。 去美国，还是留下来，她得做个选择。 她选的还是后者，前方实验室和课堂，她亲手关上门，转身站到一个名字不会出现在报纸头条的岗位。很快，她同李克农见面，接过任务，从北平赴延安，在中央军委外事组干起翻译和外事工作。 桌上堆着文件、电报、地图，她在灯下打字、翻译，和来往的外国人打交道。 在这样的日常里，她和刘少奇的交集越来越多。一个常来布置工作，一个抬头回答问题，性格慢慢对上。身边的老战友看明白了，笑着撮合。 一九四八年，两人在战火未熄的年代成婚，婚礼简单，心气很实在。 婚后，家里孩子多起来。 刘少奇与烈士何宝珍留下的几个孩子，她一并接过来，谁该穿什么，谁该上学，心里有一杆秤，只认“都是孩子”。别人叫她“第一夫人”，她在家里主要是个操心人，管冷暖吃穿，也让丈夫在重压之外有个能松口气的地方。 政治风浪卷到家门口时，这个家一下被冲散。 刘少奇离世，她被带走，铁门在身后合上，十二年在狱中熬过去。那段日子，她尝过最冷的眼神，也知道被误会、被抛下是什么滋味。 到了一九七八年年底，她才重回社会。 两年后，刘少奇平反，公文上的字句把那段历史挪回原位一点，她没有大声控诉，只把不少细节压在心里。 经历过这一圈，王光美看人的方式变了。 走进乡村，她看到太多类似的画面：土屋里，一位母亲一边干活一边照顾孩子，脸被风吹裂，家里到处是欠账，丈夫在外漂泊，孩子的书本破旧。 她清楚，母亲一旦被穷死死拴住，整个家庭就很难翻身。 “贫困不应该属于母亲。”这句话不是讲给记者听的，而是她看过那么多脸之后忍不住说出的。一九九四年，她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办起“幸福工程”，目标就锁定在贫困母亲身上。 工程刚起步，钱紧，人手少，她这个主任只好一点点摸索。 她往各地跑，进村里看项目，和母亲们坐在炕头聊天，问收入，问孩子读不读得起书。组织发的过节费，她收下，又划到“幸福工程”的账上。母亲留下的古瓷器，本来可以安稳放在柜子里，她咬咬牙拿出去拍卖，把换来的钱全投进项目里。 这种做法不漂亮，却实在。 她拿出自己的东西，慢慢也带动起别人。华侨、企业家，还有普通人，一点一滴往里添。 时间一长，“幸福工程”的累计投入超过三亿元，几十万贫困母亲得到资助，有人靠养殖和小买卖把日子撑起来，有人让孩子多读了几年书，锅里、心里都不再那么空。 到了二〇〇六年，她病重住院，手边依旧放着项目材料，嘴里惦记的也是“以后怎么办”。 面对刘亭亭，她说得很直接，自己撑不久了，这件事得有人接着做。女儿答应下来，她才稍微松口气，说话已经费劲，就用双手抱拳的老礼，把谢意和托付一起递出去。 十月十三日，这位从北京名门走出来，又走过延安窑洞、高墙铁门、偏远乡村的老人，在北京安静离世。 四天之后，她被授予中国消除贫困奖的成就奖。 那些头衔固然显眼，人们真正记住的，多半还是那句“贫困不应该属于母亲”，还有病房里那个缓慢却不含糊的抱拳作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