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75岁的张闻天在无锡病重，近些年虽然遭受了极不公正的待遇，受尽了苦难，但是张闻天作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始终初心未改。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无锡一间病房里很安静。 七十五岁的张闻天躺在床上，人瘦了很多，履历却很厚。一九零零年八月三十日，他生在江苏省南汇县；一九二五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 一九三四年十月，他踏上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帮着扭转了红军命运，之后形成“洛毛合作”的领导体制，持续三年多。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到中央工作，在外交部当过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极“左”势力迫害，被打成“问题人物”，下放广东肇庆六年。 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与邓小平那句“革命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对得上。 年轻时候，他就习惯用朴素的话给人指路。 一九二三年，从美国回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当编辑的他，写信给家乡的弟弟张健尔。 信里写着:“你不要那样的颓伤，你不要把你的头俯向地上，你应该把你的头仰起来看到世界的美与神秘。”又说，“人生不是什么不容易过的东西，只要有一点很小的，很小的我以为有意义的东西，你就可以过去了。”最后只留一句:“希望你用功读一点书。” 信写完，他把弟弟从南汇接到上海，让这个年轻人跟着自己做工人运动，进工厂、串联、发传单。后来张健尔入党，又远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苏联军事学院学习。 在他心里，很清楚是哥哥先劝他抬头，再牵着手把他带进队伍，才有后面的路。 一九五零年，外甥马文奇、马文彬第一次进北京看舅舅，两个人还只是十几岁的少年。 刚坐下，他问:“你们知道什么叫翻身吗。”兄弟俩一愣，答不上来。 他便讲工人农民过去挨过的苦，再讲翻身当家作主人，讲完抬起眼:“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好青年。”这句话后来一直跟着兄弟俩，成了想起舅舅时脱口而出的印象。 那一年还有一场见面。 张健尔已经为革命牺牲，他的儿子张昌麟从华北大学毕业，临回上海前，来见伯父。 张闻天先讲弟弟的经历，让侄子知道父亲是怎么走进队伍，又倒在路上的。然后才把话落在眼前人身上，说你现在学了一点马列，“而要把它用好是不容易的，还要到革命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到地方上工作，“立场要坚定，办事要公正，不能因为是亲戚、老同学、老朋友，办事就丧失立场”；最后叮嘱，“你一定要多学习，多请示，要多抽出一点时间来读马列原著。” 对子侄如此，对儿子张虹生，他同样不肯松手。 亲戚后来回忆，每次去他家里，张虹生总说，父母在政治上对他的要求一点不松，经常教他要做有理想、有志气的革命青年，要主动和工农结合。 一九五七年，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很多家庭想把子女留在城里，他鼓励张虹生报名，去了天津茶淀农场，在田里扛了两年活。 一九六二年，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张虹生又服从安排，去了新疆军垦农场务农，在风沙里一干就是十几年。 最难熬的是“文化大革命”，张闻天也被推上台，从领导岗位上跌到肇庆的农场，六年里出门说话都要小心。 他写给儿子的信里，语气却很平和。 他说，个人在运动中受到一点冲击，“实在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冲击应该看作“对我们的一种考验，而不是一种负担”，还要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在肇庆那些年，他对儿子的要求没有降低，还一再叮嘱，要好好劳动，要积极工作，不要因为父亲的处境就对组织起怨气，更不能想特殊照顾。这些话和他早年对弟弟、对外甥、对侄子说的话，其实是一回事:立场要稳，办事要公正，关系再近，也不能拿原则换方便。 张虹生后来走的路，也算交了答卷。 他从新疆回到内地，在南京晓庄农场务工，之后调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辈子普通工作人员，从没向组织提过要求。 很多人不知道他背后的家庭，只看见他每天在书架间穿行，把一本本书摆正。他记着父亲那句话:不论是什么工作，只要是为人民服务，就都是光荣的。 张闻天在无锡含冤去世三年以后，一九七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对他的冤案作出平反昭雪的决定，历史给了一个迟来的说法。那些写在信里的句子，那句“你们应该成为新中国的好青年”，那封从肇庆寄出的信，也一起被后人记住。 很多年以后，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走廊里灯光安静，一个工作人员顺手扶正歪着的书，又慢慢往前走。 脚步声不响，那些关于“好青年”的叮嘱，像是落在地板缝里，没有说出口，却一直跟在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