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南极考察站里，27岁的苏联医生满头大汗地给自己注射麻醉剂，然后切开自己的肚皮，将手伸进腹腔。 他叫列昂尼德·罗戈佐夫，一九三四年生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小村子，冬天漫长，村里人生病常常硬扛。一九五三年，他考进列宁格勒儿科医学院，一九五九年拿到全科医生毕业证，随即进入外科培训，站在灯光下给别人开刀成了日常。 一九六〇年九月，他被派进苏联第六次南极考察队，去新拉扎列夫站做队医，十三人里，他是唯一的医生。最近的米尔尼站离这儿一千多英里，中间全是冰原，平时电报都要看天气，更别说起飞救援。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上午，他起床时就觉得不对劲，整个人发软，恶心发热，右下腹隐隐作痛，手指一按更明显。以这几年外科经验判断，这一串症状直指急性阑尾炎。他先按规矩给自己用药、休息，心里还留着一点侥幸。 四月三十日，疼痛不退，压痛范围反而扩大，已经有局部腹膜炎的迹象。 窗外狂风拍着墙，他在屋里来回踱步，算距离、算天气、算飞行时间，很快明白，靠外部救援基本没戏，再拖下去，就是等阑尾穿孔。那晚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疼得直冒冷汗，日记里写心里像有一群豺狼在嚎叫。 同一年代，英国医生在回忆中提到，当年老师的教法是，南极一旦得阑尾炎，只能抱膝蜷缩，让脓液往骨盆底流，谁也没被鼓励给自己开刀。照这种说法，他完全可以认命，可他在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想来想去，只剩下一条听着吓人的路，自我手术。 决定落下，他开始照职业习惯做准备，把屋里的灯、镜子、器械搬到手边。司机被拉来当助手，举灯、递器械。气象学家成了第二助手，本来要拿镜子，对着他腹部反射，让他看到自己动刀子的地方。他把最坏的情况压低声音讲完，要是中途昏过去，两名助手怎么给他打肾上腺素，怎么按压胸口做人工呼吸，都一条条交代。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凌晨两点，小屋里灯光刺眼，窗外风声像人在推门。简易手术台上，他仰躺着，给自己的腹部反复消毒，握着麻醉针。局部麻醉一点点打进去，皮肤发涨发麻，他深吸一口气，拿起手术刀，在右下腹划出一条十来厘米的切口。 刀锋过去，皮肤、脂肪、肌肉一层层分开，血慢慢渗出来。原本打算靠镜子帮忙看清手术区，镜子举起来，他一眼就看出不对，画面是反的，手往左伸，镜子里像往右，一错可能闯祸，他干脆让助手把镜子收起，只留灯光，改成完全靠手感摸索。 为了让手更灵，他脱掉手套，把手指伸进自己的腹腔，沿着肠管慢慢摸。表层麻醉挡住一部分痛，深处拉扯还在，只是被压在心里。 他在腹膜上开口，动作偏了一点，刀锋划破盲肠，血一下涌出来。助手愣住，他先稳住，按住破口，给盲肠缝好，再继续往阑尾那块摸。 时间开始往人身上压。手术半小时后，他觉得力气往外漏，恶心，头发晕，额头上的汗一串串往下掉。他不得不每隔几分钟停一下，闭眼歇二十来秒，让眼前别打转，再撑着往下做。 在那堆温热的肠管之间，阑尾终于露面。根部有一块黑斑，像被重重点了一笔。他看懂了，再拖上一天，很难不穿孔。心跳又急又重，手指发木，他按规矩结扎、切除，把这块随时可能炸开的肉从自己身上取出来，确认没有遗漏，开始缝合。 最后一针落下，小屋里安静了一阵，只剩几个人粗重的喘气声。墙上的钟指向凌晨四点，这台从头到尾都带着几分传奇味道的手术，在南极的风声里收了尾。两个助手的脸白得厉害，他自己也像被掏空，只是那口气牢牢吊着。 节奏慢下来以后，术后第五天，他的体温降回正常，第七天拆线，伤口愈合得干净。又过了两周，他照常给队友看病，好像那台自我手术，只是工作表里多了一项任务。同伴拍下的照片传回去，登上报纸，外面的世界才知道南极考察站里发生过这一幕。 一九六一年，他因为这件事拿到劳动红旗勋章。 有部门随即收紧极地考察队员的体检标准，对阑尾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查得更细，宁肯提前把人挡在名单外，也不愿在冰原上再赌一次命。 离开南极之后，他的履历看上去平静许多。 一九六二年十月，他回到列宁格勒，在老学校读医学博士。一九八六年起，在圣彼得堡肺结核研究所当外科主任，和胸腔手术打交道，把刀法用在一批批病人的肺上，而不是自己的肚子上。 二〇〇〇年，他在圣彼得堡因肺癌去世，六十六年的日子走到头。 他的儿子后来回忆，说父亲对那台手术并没有外界说得那么传奇，在父亲心里，那一夜最要紧的，只是给自己争回了一次活下去的机会。 多年以后，他给别人缝合伤口时，那股不肯松手的劲儿，还带着一点南极冷风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