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红52团在贵州消失不见，尽管中央进行了多次搜查，但都未能找到他们的踪迹，直到67年后，真相才浮出水面。 一九三四年八月初，湘赣苏区那边的路口被盯得死死的。 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率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先遣队的牌子挂在身上，目标也不拐弯：奔黔东革命根据地去，跟贺龙领导的红三军会合。 山多、沟深、雾重，走一步像踩在湿木板上，身后还挂着追兵的影子。 九月二十日，红十八师五十二团顶在最前，在黎平潭溪击退阻击之敌，才算挤进贵州。进到锦屏县境内，红十八师师长龙云亲带先锋，专挑敌军布防的缝隙穿行，避实就虚，东一下西一下，给大部队争机会，像拿一把小刷子在黑板上抹掉脚印。 敌军布防越收越紧。 红六军团走到剑河一带，湘军迎面卡住；桂军追兵又从后面压上来，前堵后赶，真是祸不单行。龙云临危受命，把五十二团和五十四团从前锋改成后卫，去顶住湘军、桂军，掩护主力撤离。 枪声一阵紧一阵松，烟味呛人，两个团硬生生替主力撕出一条路。 主力走脱了，后卫却被卷进包围圈，损失惨重。 苦战过后，五十二团总算突围，大部队继续前进。湘、桂、黔三省的队伍还不肯撒手，地方民团也跟着添乱，追得人不敢回头多看一眼。 龙云带五十二团继续担任后卫，这差事像背着磨盘跑，跑得慢了全军遭殃，跑得快了自己先喘不过气。 十月四日，红六军团到瓮安县猴场，原计划西渡乌江。 中央命令忽然到了：放弃北渡乌江的打算，迅速向印江前进，会合红三军。路线一改，追兵又紧，主力想赶路，只能再留后卫。五十二团掩护主力向甘溪方向南撤，自己又陷包围，打到深夜才突围。突围后沿主力南撤路线追赶，半路被湘、黔敌军和地方民团用机枪、迫击炮截断。 主力刚从这里经过，也正被咬住。 龙云不死顶，转而率五十二团改道向西，走川岩坝困牛山的大路，把大部围追堵截的敌军引去困牛山。 一团兵力拖住大部敌人，军团主力才得以安全南撤，这一招够狠，也够孤。 困牛山一带连番苦战，五十二团只剩四百多人，弹药见底，干粮也紧，肚子空了，枪再硬也打不出力气。龙云想保住革命的种子，留下百余名战士据险阻击，亲自率二百余名战士沿悬崖峭壁的小路突围。 留下的人个个硬气，接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 敌人急红了眼，为求全歼，竟把老百姓混在部队里一起冲锋。红军战士不愿误伤百姓，也不愿做俘虏，集体跳崖，少数人被树藤挡住才活下来。 五十二团团长田海清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龙云率二百余人突围后还没喘匀气，在石阡与岑巩交界又遭阻击。突围中，多数战士壮烈牺牲，余部与敌拼到贴身，白刃战打得刀光乱闪。龙云受伤被俘，其余战士全部牺牲。被俘后他宁死不屈，病逝在湖北国民党设立的感化院，年仅三十岁。 五十二团那仅剩的四百余人，也都长眠在贵州的山岭沟壑间。 所谓“消失”，不是真没发生过，是发生得太狠，痕迹又被山水抹平。 困牛山那段，枪声、喊声、滚落的石子，很快都被雾气吞掉；幸存者太少，能说清楚的人又被战火和流亡拆散。 后来有人沿着猴场、甘溪、川岩坝一带打听，问哪条小路通悬崖，问哪座山头曾冒过烟，听来的说法一会儿指东一会儿指西，像抓一把沙子，越攥越漏。 再加上湘、桂、黔三省追兵和民团掺在一起，战斗地点被挤来挤去，地图上一点点误差，在山里就能差出一整道岭。 六十七年里，许多家属只能听到“失踪”二字，像一口闷锅扣在心上。 二零零一年那次确认，把散落的证言、地名、行军路线重新对上了号，也让“后卫”这个词有了更扎实的分量：有人站在队伍最后面，替别人挡了枪口，挡到没有人能回头把他们一一领走。 敌人把百姓混进冲锋队伍那一招，阴得让人牙根发酸。 开枪怕伤无辜，不开枪又要被压上来，退也退不开，这才把人逼到跳崖这一步。 史料里常写“视死如归”，放到那一刻更像一种无声的硬扛。石碑上只刻番号不刻姓名，也像在说：这不是一两个人的故事，是整整一个团把命攥紧了交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