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地下党王治秋走到院子时，发现他的勤务兵被军统特务抓了，特务指着王治秋，问勤务兵：“这人是不是你长官？” 很多人记住王治秋，是在工地上。 北京城修路盖楼，施工单位拿着图纸要往前推，他看一眼，说这片古建筑不能拆，那段城墙不能动，故宫更不能乱动。有人不服，嘀咕一句：文物哪有城市建设重要。 这个瘦高的老局长脸一沉，只回一句：有些东西拆了，就真没了。 命这个字，对他来说不算生疏。 一辈子撞上几回险劲，最凶的一回在院子里。 一九四七年，北平，军统破获中共的一个秘密电台，从口供里抠出一串名字，其中就有“王治秋”。 特务赶到华北设计委员会，打算当场把人扣住，结果人不在，只抓了他的勤务兵，把人反剪着手押在院子中央，等着“王参议”自己往里走。 那天他照常回单位，推门进院，看见勤务兵被押着，周围站着一圈陌生面孔，心里已经有数，脚下却没退。 他不能掉头，那一下就等于承认。 军统只知道有这么个人，不认得脸，干脆指着他问勤务兵：这人是不是你长官。 院子里一下安静下来，连风声都听不清。勤务兵抬眼看了他一眼，很快垂下去，嘴里挤出三个字：不认识。 这一句，把生路推给长官，把死路留给自己。 王治秋连头都没多偏，装着若无其事，在院子里慢慢绕了一圈，进资料室收了几份文件，从后门走出去。 后门那条小路不宽，他走得不紧不慢。 到了街上人多的地方，才挤上一辆班车，一路往清华旧西院去，十二号，是吴晗家的门牌。 吴晗既是学者，也是地下党员，这扇门敲上去，风险和希望都在。 屋里很快聚起几个人，窗子关严，桌上摊着地图和车次表，大家压低声音合计路线，商量一圈，定下东便门火车站，从那里上车，经天津去解放区。 电台案的风在城里刮了很久。 军统把人一批批押进牢房，有人扛住，有人在刑讯下垮掉，成了叛徒。 口供一份接一份，地下网络被抽得七零八落，王治秋的身份，就是这么被咬出来的。勤务兵再没从那片阴影里走出来，档案上只剩“牺牲”两个字，却把那句“不认识”的分量压得更重。 往前翻，他一九〇九年生在安徽霍邱，十四岁到北平求学。 课堂里、街头上，新思想往他脑子里钻，他在教室和社团之间跑，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进步活动，先加入李大钊领导的国民党左派，后来又走进中国共产党。 为了方便活动，他用“王师曾”的名字在北大旁听，一边听课，一边替党组织送信，从天津给北平捎中央文件，半年多来在车站人群里进进出出，没有失过手。 一九三〇年参加“八一示威”，他落进特务手里，被推进牢房，刑具一件件用上来，敌人想从他嘴里掏出组织情况，他咬着牙不说。 党组织设法把人救出来，出狱后判断北平太危险，他被安排撤离，换地方隐蔽。 一九四一年，他成了冯玉祥身边的国文教员。 明面上教文章、改稿子，实际在周恩来领导下做统战和情报工作。 抗战结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又回到北平，这次挂着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少将参议、华北设计委员会资料室主任的头衔，从敌营高层摸情报，再一点点往党组织那边送。行事极谨慎，几乎没给特务留下把柄，直到电台案爆发。 逃出生天以后，他去了根据地。 一九四九年二月，北平和平解放，他又回到这座城，只是角色完全换了。 名字出现在北平军管会文化部的任命里，之后当过文化部副部长、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国家文物局局长，这回接过的，不再是暗线，而是故宫博物院、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历史博物馆这些“家底”。 接管并不好干。 战乱留下的账一团乱，藏品去向、库房情况都要一点点核实。 他和同事们在库房里来回跑，把前朝遗留、近代流散的东西重新登记归位。 新中国百废待兴，修路、盖厂、起楼，一个接一个，很多人眼里，“发展”是硬任务，文物只能往后靠。 到了真正动刀动铲的时候，他站在前头。 五十年代，北京有个设想，把故宫改成“人民大众的休闲乐园”。 听着热闹，细想就是把皇城拆成游乐场。他在会上顶住，指出宫殿整体格局不能随意打散。 七十年代，类似思路换个说法又冒出来，有人想把故宫部分区域改成接待外国游客的旅馆和饭店，古建筑装上玻璃门窗，摆上床和餐桌，施工单位心里打着算盘。 王治秋看着这些方案，说话不绕弯，把反对意见写进报告、讲在会议上。 涉及古建筑和文物遗址的地方，他一遍遍强调不能乱动，多次向中央汇报。施工单位有牢骚，城市规划有自己的盘算，他就是拗，宁肯被人说成“爱多管闲事的老局长”，也要把那些牌匾、牌楼、城砖留在图纸之外。 周总理后来那句“把文物当自己的生命一样”，其实就是对这一整套较劲的概括。 把这一生连在一起看，会发现一条线始终没断。 前半段，他在北大课堂和天津车站之间穿梭，在牢房和审讯室里扛刑，在华北设计委员会的院子里靠勤务兵的一句“不认识”活下来，守的是组织和同志。 后半段，他在故宫城墙和北京街巷之间奔波，在工地和会议室里争辩，守的是文物和一座城的记忆。 一九八七年十月，他病逝，七十八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