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失踪28年的邓稼先刚回到家，妻子就怒吼:“28年不回家，原来是外面有人，全国都知道了，就瞒着我呢！”邓稼先直接愣住了。 她红着眼，一把从抽屉里拽出一张《人民日报》拍在桌上，手指颤抖着点在头版那个名字上，一边哭一边笑，说不用解释了，我知道她是谁，她叫原子弹，对不对。 门口的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旧中山装，瘦得像风里的芦苇，刚要开口，胸腹的剧痛让他几乎站不住。 这个隐姓埋名了28年的人，在外人眼里是撑起中国脊梁的两弹元勋，在妻子心里却是那个多年不归的“失踪丈夫”，她不知道，这次回家不是凯旋，而是一个人生命尽头的返程。 时间往前拨回去。1958年秋天，他本来只是个和妻儿围坐一桌的普通丈夫。 那一天，钱三强走进他的办公室，说国家要做个大工程，要调他去干这件事，可能得隐姓埋名，不能向家人透露，更不能发表论文，愿不愿意。他几乎没有犹豫，这就是当初他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中国的原因，为的就是这一刻。 他只告诉许鹿希，自己要去执行新的任务，不能多说。 自此以后，研究院的大楼灯光常常亮到深夜，他和同事们对着算盘和手摇计算机一遍遍推演参数，从理论到方案，从原子弹到氢弹，在极简陋的条件下，把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一点点拽到现实，1964年的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的第一颗氢弹，在戈壁滩腾起蘑菇云。 而这一边，许鹿希独自扛起家，一边伺候公婆，一边拉扯两个孩子，邻居问起丈夫去哪，她只能含糊过去，孩子问爸爸做什么，她就指着远方说，他在做大事。 别人只看到这个家缺了男主人，却看不到这个男人在荒漠深处熬过多少不眠之夜。 1979年夏天，命运重重甩出一记暗拳。西北戈壁狂风呼啸，一次新型核航弹试验出现严重故障，降落伞没有打开，弹头从高空砸进戈壁，现场没有出现蘑菇云，没人知道核心部件是否完好，更不知道是否会引发核污染。指挥部空气凝固，必须有人去找回弹头。 邓稼先站出来，说自己是理论设计总负责人，不去不行。司令员拦着他说你的命比我的值钱，他只回一句，我得亲眼看到碎片。 吉普车顶着风沙冲进失事区域，他跳下车，在砸出的深坑里找到弹头，为了争分夺秒，几乎顾不上完整的防护，直接用手捧起带有强烈放射性的弹头碎片，看不见的辐射从那一刻起渗透进他的骨髓。 回到北京后，他的身体迅速垮掉。1985年，他在会场上突然晕倒，被推进301医院，诊断是直肠癌晚期，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手术切下的肠段上淋巴结硬得像石块。 医生说这条命没几年了，可他一醒来仍在要资料，病床成了临时办公室，他趴在床上和于敏一起起草中国核武器发展建议书，他跟许鹿希说，这份建议书比他的命还重要，如果现在不做，将来就会被别人甩得很远。 止痛针从一天一针打到一小时一针，身上密密麻麻全是针眼，他坐不了椅子，只能垫在橡胶轮胎圈上艰难支撑，可只要头脑还有清醒的一段，他就让人把文件架搬到床边。 1986年7月17日，离去世不到两周，他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当奖章放到他手里时，他已经抬不起胳膊。 临终前，杨振宁来看他，忍不住问了心里压着多年的疑惑，搞两弹一星，国家到底给了你多少奖金。邓稼先伸出两根手指，虚弱地笑，说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加起来20块。房间里一下安静下来，杨振宁转过身，默默流泪。 7月29日，62岁的邓稼先在病床上闭上眼睛，最后留下一句话，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他用一生熬出的那团火，交给了后来的中国。 而许鹿希，在把丈夫送上人生最后一程后，没有倒下。 她擦干眼泪，开始做另一场漫长而困难的工作，十多年里走遍全国，访问百余名当事人，整理出厚厚一摞资料，终于写成《邓稼先传》，让那个28年不在家的“失踪丈夫”，以一个科学家和守护者的身份，被更多人看见。 那20块钱称不出邓稼先的重量，他和许鹿希用各自的方式，把人生押在一句简单的话上，许身国威壮河山。在这句话背后，是一个家28年的沉默，是一位科学家对辐射碎片伸出的双手，也是一个女人把余生交给记忆和讲述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