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钟伟被人装进麻袋，丢进江水中，他拼命挣扎。挣脱上岸后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是钟伟，现在还活着！” 钟伟的一生，像一场被时代反复改写的长征。 他出生在湖南平江，少年时就跟着队伍上山，1930年前后参加红军并入党，从此把命交给了这支队伍。 长征路上九死一生，抗战时期又转战华中，在新四军当团长、副旅长，带着部队在敌后同日伪拉锯。 解放战争打到东北，他先当第五师师长，后任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靠“敢打没有命令的胜仗”打出了名头。 1947年靠山屯一战，是他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之一。那次上级命令部队向东推进，他在行军途中发现西面有歼敌机会，没等批示，直接掉头率全师猛扑过去，硬是打出一个大胜仗，为全局作战打开局面。 战报上写的是“临机果断”，老战士心里清楚，这是拿军衔和前程去赌。也正是靠着这种性格，他在战争年代屡立战功，1955年被授予少将，先后担任广西军区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 可到了和平时期，同一份刚烈和直率，却让他在政治风暴中屡屡受创。1959年庐山会议，面对一边倒的批判气氛，他为彭德怀说了一些公道话，话不多，但在当时的空气里格外扎眼。 会后，他很快被撤去北京军区参谋长职务，下放安徽省农业厅任副厅长，从统兵打仗的前线将领，变成跑田间地头的地方干部。 在安徽的几年里，他照旧习惯往基层钻，看地、看水利，也提意见。但时代的更大风暴旋即拍到他头上。 1967年前后，不同材料对细节记载略有差别，有的写是在安徽长江边，有的回忆成北京永定河畔，相同的是那一夜极端粗暴的对待方式。 那天夜里，他被人从审查点架出去，扔上车，在黑暗中拉到河滩，手脚被捆好塞进麻袋，扎紧袋口后被抛进冰冷的河水里。在那些年轻人的想象中，这位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军，会连同那口麻袋一起沉入江底，从此了结。 麻袋快速下沉，冷水灌满缝隙，对一个年近花甲的老人来说几乎是绝境。可多年枪林弹雨中练出的求生本能在这一刻全被逼了出来。 他在袋里用膝盖顶、用肩往外撞，指尖终于摸到绳结一个松动的地方，咬着牙死命一拽，绳结松了。他挣出头，在腥臭的河水里狠吸一口气，借着夜色和芦苇遮挡，一点一点往岸边挪。 上岸时，他浑身湿透，脚上只剩一只鞋，先趴在泥地里缓了一会儿，等那辆车的发动机声远去，才摸黑朝最近的工厂值班室走去。 推门进去，把值班老人吓了一跳，他开口解释自己是解放军，有急事要打电话，手上却拿不出任何证件。老人半信半疑，还是把电话推到他面前。 电话那头接通后，他只说了一句，“我是钟伟，现在还活着”。这一句话，既是向组织报平安，也是向那些想把他沉在江底的人宣告，命还在。 这通电话很快传到上面，一位开国将军竟被装进麻袋丢进河里，消息惊动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得知后非常愤慨，要严肃查处。 从那之后，钟伟被迅速转移，先到西山，后到南京、湖南等地，名义上继续接受审查，实际上也算被从刀尖上拉了下来。 然而，在此后的十多年里，他背负的“问题”一直没有真正卸下，直到1978年后冤假错案开始被系统平反。 1980年，中央军委正式为他作出平反决定，恢复名誉，否定过去强加的一切错误结论，待遇按大军区副职标准重新落实。几十年浴血奋战换来的军功章，总算在晚年被重新擦亮。 平反之后，钟伟住在北京，日子过得很简朴，仍关心国家和军队的走向，却从不借自己的名望为亲属谋任何私利。 他留下的那口旧军用箱子里，除了几本诗词，就是一份简单的遗嘱，写明不必补发被扣的薪金，家中的电视机和冰箱上交作党费，骨灰送回湖南平江，撒在天岳书院附近，那是他当年走上革命道路的地方。 1984年，他因病在北京去世。追悼会上，老战友评价他对党忠诚、作战勇敢。如果他还能站在灵堂一角，大概只会抿嘴一笑，说一句“本分而已”。 至于当年那些把他装进麻袋推向江心的人，档案里几乎没有留下踪迹，像许多被时代洪水冲刷过的细节一样，消失在雾气里。 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当年那口麻袋在水底拼命翻滚时，他抓住的不只是岸边的芦苇和绳结，还有自己作为一个军人的底线和尊严。 从靠山屯的决断，到庐山会议的直言，再到长江边那记“还活着”的电话，钟伟的命运，把一个时代的光荣与荒诞，都写在了同一条生命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