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道士毕云路过日军哨卡时，因为没有向日军鞠躬，被打得半死。 1938年的威海卫，寒风裹着枪声灌进天后宫的破门缝，一个年轻道士在柏树下咬碎了后槽牙里的铁屑。师父被吊在树上拷打，他因为拒绝向鬼子鞠躬，被一圈皮靴踏进泥里，那一刻，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从前那个只管烧香练功的清静日子了。 这个年轻道士叫毕云，1915年出生在威海的穷人家。因为家境困窘，父母早早把他送进城北天后宫。老道士见他悟性好，亲自教他练功，一身枪刀棍棒练下来，又特别偏爱那把铁尺。 师父走后，他接任掌门，本以为就这样在庙里度过一生，却撞上日军第二次占领威海。城门口、路口都是哨卡，中国人被拦下来受辱挨打，连出门买菜的弟子李文，都只因为不肯鞠躬，就被打得不省人事。 他亲自去北门理论，昂首挺胸走过去，不肯低头，结果同样被鬼子围殴，差点没命。紧接着，日军以搜查抗日分子为名包围天后宫，进殿乱翻乱砸，他急了眼推倒一个日兵，又被吊到树上用枪托一顿狠砸。那一身鞭痕和淤青，彻底打碎了他的清修心。 几天后，他没有对任何人多说一句话，只背了一个包，里头放着师傅留下的铁尺，从天后宫悄然离开。那之后，威海大石硼一带的山沟里，多了一个只在夜里出现的身影。 最初的1个星期，接连有落单的日本兵失踪，后来尸体被人发现时，脖颈上的刀口干净利落，像被利器一划而过。 《胶东抗战英烈录》记载，当时日军误以为是八路军特工潜入，开始大范围搜山巡逻，可他既不归任何编制，也不和村民来往，只在夜色最深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出手。 他很清楚，一个人硬拼一群鬼子是送死，所以专挑落单的目标，从两人小队打起，很快杀了5个日兵。天后宫不能再回去，他不想连累庙里老少，于是转身投向正规武装。 一开始，他去了国民党郑维屏的队伍。靠着自小练出来的功夫，他成了突击小队的尖刀，能夜闯据点掐死哨兵，也能提着敌人的头颅回营立威。士兵们看着他这个“武术教官”，背地里都说天后宫出了个能杀鬼子的活罗汉。 可随着这支部队一步步背离抗日初衷，开始和八路军为敌，甚至像鬼子一样搜刮百姓，他心里那道线越绷越紧。直到有一次，他抱着被丢下的伤员在雪地里爬了几天几夜，最终被八路军侦察队救起，他才彻底下定决心离开。 1940年春，他正式加入八路军胶东军区，被任命为威海大队特工队长。那时候，根据地刚刚打开局面，最需要的，正是像他这样熟悉地形、懂日语、敢下黑手的人。任务很简单，也很危险，清掉日伪据点外面那些便衣特务。 他最拿手的是夜袭。武器可以用破布包着，伪装成普通背包进村，到了岗哨附近再变声换口音，混进敌人防线。牟平南边汪家庄的一次行动里，他就靠着变口音混过伪军岗哨，5分钟之内连杀4人，等人发现的时候，地上只剩两道血痕。 他也曾在墩前村、马井泊等地伏击日军运输队，抢回粮食、弹药和布匹，靠一身硬功夫给根据地平添不少底气。1941年前后，他又兼任一区区长和区中队长，1942年正式入党，成了名副其实的“红道士”。 但日本人的大扫荡终究还是来了。1942年冬，日军对胶东根据地发起大规模围剿，一道又一道封锁线压过来，村庄成片被焚。转移途中，他自告奋勇带人断后，带着20多名战士在西夏埠村一带迎上数倍敌人。 那一仗打了足足几个小时，敌人先放火，又用炮，最后干脆压上十几人近身冲杀。他守在沟边，用石头堆起掩体，端着机枪死死顶住，打倒十几名日兵。 左腹被机枪子弹击穿，肠子都涌出来，他咬牙把枪塞给身边人，自己用手按着伤口继续指挥。等战斗结束，村民在硝烟散去后赶来，把他抬上担架送往后方医院，还是因为失血过多没能救回，年仅27岁。 后来人们在他曾经活动的树林里，挖出了3把铁尺、几枚日军军章，还有一块写着“志修”的破布，那是他作为道士的道号，也是他这一生坚持不改的本心。他从未靠近权位，只守着自己的“三不原则”，不欺压百姓，不沾大烟赌馆，不向敌人低头。 在威海卫潮湿的街巷，在胶东山沟的冷风里，这个出身天后宫的小道士，把一身武艺和满腔怒火全部交给了抗战。 他没有显赫的军衔，也没有留下太多影像，可那把铁尺正是那个年代无数草根英雄的缩影，用最原始的方式告诉后人，真正撑起一个民族的，从来不是豪言壮语，而是一句“不鞠躬”的倔强和倒在血泊里的背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