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

1937年，地下党员涂作潮与邻居打牌。闲聊中，邻居突然凑到他耳边，轻声说：老兄，你是不是共产党？ 涂作潮手里的牌“啪嗒”掉在桌上，他赶紧弯腰去捡，趁机用袖口擦了擦手心的汗。抬头时脸上已经堆起笑：“李大哥你这玩笑开得，我一个修收音机的，哪懂什么党派，能混口饭吃就不错了。”邻居眯着眼打量他，那眼神像钩子似的，涂作潮心里发毛，故意把牌往桌上一拍：“这把我要是再输，今晚的酒你请！”起哄声里，他把话题岔到了牌局上，可后背的汗一直没干。 那天后，涂作潮往铺子里多摆了些旧零件，还在墙上贴了张“维修收音机，概不赊账”的纸条，故意把字写得歪歪扭扭。每天收摊后，他不再直接回阁楼，而是绕到巷口的馄饨摊坐会儿，听周围人聊物价、骂汉奸，偶尔插句嘴，说自己修收音机时听到日军又抓了谁，装得跟个爱传闲话的小老板似的。 有次日军巡逻队来搜查，队长盯着他铺子里的零件问：“这些旧东西留着做什么？”涂作潮赶紧点头哈腰：“太君您不知道，修收音机就靠这些零碎，有时候一个小电容坏了，找遍上海都难，我这是怕耽误客人的活。”说着从抽屉里摸出包香烟递过去，那队长掂量着烟盒，骂骂咧咧地走了。涂作潮看着他们走远，腿肚子都在抖——刚才要是翻到阁楼的线路图，自己这条命就没了。 他知道，越是装得像普通人，心里那根弦就绷得越紧。有回半夜发报，楼下突然传来敲门声，涂作潮赶紧把电台藏进地板下，开门一看是对门的王婶，端着碗热粥：“看你总吃冷饭，给你留了点。”他接过粥碗时，手都在抖，王婶却没多问，只说：“一个人过不容易，有事就吱声。” 后来上海形势越来越紧，组织让他转移。临走前，他把攒的钱悄悄塞进王婶门缝，想着这两年她总送些吃的，自己却连句实话都没说过。火车开的时候，他望着窗外闪过的弄堂，想起邻居那句试探的话，突然觉得，那些在烟火气里藏着的善意，和自己肩上的使命一样，都是撑着这片土地没垮的东西。只是不知道，王婶会不会发现那笔钱，会不会猜到，那个总爱传闲话的修收音机老板，到底是个什么人。这种说不出口的亏欠和感激，大概就是那些年，藏在平凡日子里的重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