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趁着妻子出差，偷偷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天真的笑容，他流着泪吻了吻儿子：儿呀，为了亿万孩子的健康，爸爸只能这么做了！爸爸对不起你。 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脊髓灰质炎疫情，短短几个月就有1680个孩子倒下，其中466个没能活下来，病房里一片哭喊。 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走廊挤满了抱着孩子的父母，一个农村母亲跪在地上死死拽着顾方舟的白大褂，抱着已经瘫软的三岁孩子不停磕头求命。 面对这一张张幼小又绝望的脸，他这个病毒学专家却拿不出有效的办法，只能看着孩子不是死亡就是终身残疾。走出医院那一刻，他在心里对自己发誓，这辈子如果不能把这个病从中国消灭，就不配再当医生。 1959年，顾方舟被派往苏联学习疫苗技术，真正的选择却在他脑子里盘旋。美国的死疫苗安全一些，但一个孩子要打3针，折算成当时的中国收入几乎是天价。 苏联正在摸索的减毒活疫苗成本极低，却可能出现毒力返祖，一旦出事就会变成真正的病毒伤人。 新中国一穷二白，不可能指望几亿孩子都去打贵得离谱的针，他明白自己必须挑一条最难也最有希望的路。顾方舟对同事说，中国不能只做少数孩子用得起的药，要让山沟里的孩子也有防护的机会。 回国后，他带着团队来到昆明郊外，在一片荒地上搭简易实验室，砖石水泥都是自己一车车搬来的。屋顶一到雨季就漏水，他们用油布一层层裹住从北京带来的仪器，生怕被砸坏。 缺乏实验用猴子，他几次跑进深山，迷路时只能靠野果充饥，等好不容易找回路时，身边多了几只被他揽在怀里的实验猴。 角落里一箱箱发黄的记录本，写满了上千次动物实验的数据和失败后的重来。直到1959年春天，第一批液体减毒活疫苗终于静静躺在试管里。 作为负责人，他先把疫苗倒进自己嘴里，躺在行军床上盯着自己的身体反应，把每一点不适都记在本子上。结果显示成年人是安全的，可他忘不掉南通病房里那些瘫在床上的孩子，真正被病毒攻击的恰恰是学龄前儿童。 国际上的惯例也很明确，疫苗要想真正推广，就得有儿童试用的数据。某个清晨，他抱着一岁多的儿子在简陋的小屋里来回走，孩子咿呀学语，对眼前的一切毫无戒备。 他手里那点淡黄色液体在指间晃了又晃，最后还是在孩子张嘴时把疫苗滴了进去。之后十来天，他几乎通宵守在摇篮旁，不停摸额头、捏小腿，把每一个细微变化写进本子，稍有动静就被吓出一身冷汗。 孩子平安无事后，同事们也咬牙把疫苗喂给自己的孩子，第一批小小志愿者就这样撑起了中国活疫苗的底气。 可难题并没有结束。液体疫苗需要冷链保存，很多农村连电都没有，更别说冰箱，途中一旦变质前功尽弃。对孩子来说，苦涩的药液更是难以下咽，吐出多少谁也算不清。 顾方舟看到儿子对糖格外着迷，吃上一颗就能笑半天，于是心里一亮，何不把疫苗藏进糖里。 他带队反复试验，用奶粉、奶油、葡萄糖调配辅料，又琢磨出类似滚元宵的工艺，把减毒活病毒包在糖衣中心，既要保证常温下不失活，又要让孩子吃在嘴里是甜的。 经过一整年的摸索，那一颗颗红白相间的糖丸总算诞生了，不需要冰箱，常温就能保存好几天，孩子们吃在嘴里甚至会主动伸手再要。 随后几年，全国各地的防疫站出现了另一番景象。打针的地方，孩子一排排哭得撕心裂肺，而发糖丸的队伍里，小家伙们排着队张大嘴巴，把那颗糖含在舌头上舍不得咽下去。 在云南和西南高原，接种员背着装满糖丸的布包翻越雪山，有的藏族母亲回忆，当年穿白大褂的医生把糖丸塞进孩子嘴里时，自己的手和对方的手都在抖。长期瘫痪的悲剧在一个个山村里越来越少，孩子能跑能跳的身影越来越多。 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成为无脊灰国家时，一整张以糖丸为节点编织起来的隐形安全网，已经悄悄铺在了亿万儿童头顶。 晚年时，顾方舟书房里一直摆着两张照片，一张是昆明实验室早年的合影，一张是孙子吃糖丸的瞬间。他常对家人说，做科学工作，说到底就是替百姓解决身边最要命的事。 2019年冬天，他安然离世，许多当年吃过糖丸的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前来送行。有人站在灵前轻声说，自己这一辈子能站着来，多亏当年那一颗小小的糖。 顾方舟当年抱着儿子喂下疫苗，被拉得很长的背影，从那个寒冷的早晨一直延伸到今天，照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还能自由奔跑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