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蒋经国和拄拐的长子蒋孝文的合影，蒋孝文拄拐不是因为他受伤，而是他的身体已经被掏空，彼时的他虽然只有35岁，看起来英俊帅气，但是早已经被酒色掏空了身体，不久之后就只能躺在床上如同废人一般。 1935年出生的他，从小就站在聚光灯中央，苏联成长经历让他会讲俄语、英语，气度不凡。 蒋经国用心栽培，把他送进党政中枢练手，又安排他坐进中视董事长的位置，蒋介石更曾幻想，把这个混血长孙打造成能上阵、能接班的“武将”。 然而从军校拔枪冲宪兵，到太鲁阁对着门板胡乱开枪，再到美国醉驾撞坏路灯，他从未把“接班”两字当成约束，而当成护身符。 台北夜色一上来，真正属于他的场子才刚开。高档夜总会、私人会所、舞厅，几乎没有陌生的角落，政二代、商界新贵、黑道子弟轮番作陪。 别人眼里，这样的出身配上这样的长相，本该是天之骄子，他却亲手把自己活成“夜场王子”。桌上威士忌一瓶接一瓶地空，身边的女人换了一批又一批，连慈善晚宴也敢挽着在夜总会认识几天的女歌手亮相，完全不顾家族面子。 偏偏他的身体天生就埋了雷。蒋家严重的糖尿病遗传，本该让他格外节制，他却用酒去对冲疲劳和眩晕，血糖一路失控。 风月场所出入频繁，梅毒诊断早就写进病历，医生一次次提醒，他转身就忘。1969年底那次在办公室突然昏倒，同事把他抬进医院，抢救回来时，语言已经开始含糊，智力明显下滑，视网膜出血，读字费力，还是拗不过酒瓶。 另一边，他的婚姻也像一面镜子，把个人选择和家族利益的缠绕照得清清楚楚。娶徐锡麟的孙女徐乃锦，看上去像门强强联姻，其实充满了撕扯。 徐家原本清醒地反对这门亲事，知道这个大少爷的名声，更知道烈士后人和蒋家牵手在民间意味着什麽。最后还是蒋经国亲自上门，放下身段求得点头，才有了这场看似风光的婚礼。 婚后日常很快撕掉了婚礼上的体面。白天工作，他在桌子抽屉里藏着威士忌偷偷抿，夜里照旧买醉，醉到要人抬回床上。 夫妻争吵不断，妻子的忍让换不来哪怕一点真正的收心。蒋经国不是没有出手挽救，把他送到美国静养，想用换地方的办法切断旧圈子，他却在另一片夜色里继续沉沦。 梅毒螺旋体一步步往神经系统进攻，糖尿病并发症一层层叠上来，从双腿麻木，到离不开拐杖，再到大脑受损，整个人的智力退回十几岁，语言含混，记忆碎了一地。 那张站在父亲身旁的合影，其实是他从风流少年滑向残废病人的节点。 自那之后，他再也无力扮演任何“接班人”的角色。1970年过后，他基本失去工作能力，长期在荣总和阳明山之间往返，成了需要人喂饭、翻身、擦身的病人。 曾被寄予厚望的长子，在父亲眼前一步步变成拖着残躯的孩子，蒋经国最终只能收起所有关于权力安排的念头。 在这场漫长的崩塌里，真正撑起这个家的，反而是当年被人以为会享受“夫贵妻荣”的徐乃锦。她辞掉工作，从医院到山上的住所，整整陪了他19年，喂饭、换衣、擦洗，熬过他一次又一次病情的反复。 1989年4月14日，这个被酒精、糖尿病和癌症共同折磨的男人终于咽下最后一口气，葬礼安静得几乎不合身份，遗体安放在新北三芝白沙湾。 从被捧在手心的长孙，到站不稳、说不清的病人，从台北夜色中的小王子，到阳明山病房里的沉默身影，蒋孝文的故事像一面折射镜，把家族遗传、个人选择和权力光环下的沉沦统统收进一条线里。 那条线走到尽头时，辉煌早就散场，只剩下一具被挖空的身体，和一个在床边守了大半生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