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何香凝乘船遇海匪，被一伙人开枪逼停船，整船人陷入绝望，她却不慌说：‘跟他们说，何香凝在船上，要打劫就来吧！’ 海面闷得发灰，小船像被拴住。 机器早被日军拆走，只剩两张布帆，风一停就趴下。香港刚沦陷，一船人从那边逃出，七昼夜漂在海上，水缸空了，米缸见底，嘴唇都裂开，谁都在心里打鼓：还能撑几天。 舱里那位最稳当的，是头发已经花白的老太太。 她叫何香凝，同盟会第一位女会员，廖仲恺的伴侣，国民党中央委员，也画得一手好画。那时，中共方面已经决定要把她和柳亚子父女从香港接到内地。 1942年初，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谢一超接下护送任务，从西贡起航，目标写着“海丰”。 海上不讲道理，前脚刚离港，后脚就遇死风。 粮水耗光那天，船主硬着头皮划小艇靠岸找水，碰巧撞上东江游击队。 游击队一听船上有“廖仲恺夫人”，立刻送来淡水、干粮、鸡蛋、奶粉，还写了一封郑重其事的信。靠着这批补给，小船才算从“水尽粮空”边上拽回来。 后来，她和柳亚子在诗里都提到这一幕，用几句短句记下那天的惊险。 刚松口气，又遇硬茬。 船行到大鹏湾一带，被一伙海匪开枪逼停，子弹打在水面，船舱里刷地安静。 谢一超站在前头和对方周旋，心里明白，一旦被洗劫，这一路人和这条线都可能断在海上。僵着的时候，舱里那位老人开口，让人带话：“跟他们说，何香凝在船上，要打劫就来吧。”这一句，把名字硬生生压到桌面上，也把自己的命搭了进去。 海匪不傻，听出味道，知道这个名字牵连不小，终究把火压下去，小船才有命往海丰挪。 海丰马宫白沙浮出现在视线里时，很多人才发现腿在发软。 夜里，中共地下党员赶来，把几位从香港来的“要人”接到红草新村，安排住在杨成兴大院。 那是实打实的穷乡，桌上一碗稀饭、几片咸菜就是一顿。她住了几天，看在眼里，心里明白：这些地下党员本来就勒着裤腰带，还得挤出粮食接人，于心不安，就提出来写信去海丰县城银行取钱，用自己的钱解决吃住。 这个想法，在地下党看来不只是“取钱”，还是“暴露风险”。 银行在国民党手里，一不小心整条线都可能跟着牵出来。海陆丰这边反复商量，最后想出折中办法：请她搬去乡公所。 乡公所门口挂着蓝天白日旗，屋里真正做主的是“红心人”，“白皮红心”四个字，被用得明明白白。 她听明白利害，爽快点头。第二天，乡公所差役把她的亲笔信送到县城银行，行长认出字，也认出人，当场付给法币五百元，还赶紧往县党部报喜讯。 钱到手，人更显眼了。 告别柳亚子父女后，她在谢一超护送下，从马宫坐渔船到汕尾，再换车进海城。 国民党驻海丰保安二团团长丁龙启抢着做东，把她请进自家公馆干园，嘴上说是“敬重名流”，心里既想拉拢，又有提防。 她的儿媳经普椿不愿抛头露面，另住东门头一家小旅店，由地下党员袁复他们暗中照应。 潜伏在县府里的秘密党员，每天留心国民党上头对这位“中央委员”的态度，有风吹草动就往党组织那边报。 很快，台上的戏搭起来。 海丰当局在东仓埔红场搞“庆祝何香凝委员脱险”大会，旗子插得到处都是。 中共地下党趁势发动上千群众到场，把她稳稳围住。她站在台上讲抗日，也没绕开蒋介石那套“不抵抗”“消极抗战”，话说得直，官员脸色有点挂不住，老百姓反而听得起劲。 其间，她还进了附近廖姓小汾村，召集农民，讲合作抗日，当着乡亲说“消极抗战”害人不浅。 当地国民党一边借她的名头做样子，一边又怕她把底层情绪点燃，只好一面笑脸相送，一面琢磨着赶紧“送走”。 离开海城，队伍继续往北。 陆丰螺溪乡成了下一站。江南公司总经理刘焕文赶来，把她接到叶振寰家的“福泰楼”住下。 当地一些乡绅、教师、商人闻讯上门，她坐在堂屋，一拨拨接待，讲的还是抗日道理，只是语气比台上更细、更慢。 聊天间，有人说起日本飞机两次轰炸河田镇，说起日军进犯碣石、东海、大安，抢掠杀戮；也有人提到，从香港运到汕尾的外援抗日物资，在陆路转运时被国民党官员顺手装进自家仓库。 她听完，只吐出一句：“如此官吏，何以言抗战。”堂屋里一下静下来。 路终究要走下去。 江南公司准备一乘小轿，两名便衣持枪护送，她从螺溪出发，经内地几站一路北上，最后到了桂林。躲过海匪枪口和日本炸弹之后，她把这一段写进《香港沦陷后赴桂林有感》，用“万里飘零意志坚”“逆水舟行勇向前”这样的句子给自己打底；柳亚子也在诗里写“亡命难忘海陆丰”。 到了1948年，袁复在香港再见柳亚子，两人谈起海丰旧友，才知道当年护送一行人脱险的谢一超已经去世，家里孤寡。 柳提笔作序，把海丰叫作彭湃先烈的圣地，说那一带“多慷慨慕义之士”。 这几个字落下去，人名没一一写全，那句“要打劫就来吧”的回声，却一直挂在这片海风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