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9年，两江总督陶澍病危，面对想吃绝户的亲戚，怕死后7岁儿子被啃得渣都不剩！于是，他将7岁稚子和家业，托付给了一个连考连败的穷秀才 —— 左宗棠！ 道光19年腊月，南京江风冻骨，两江总督府里熬药的苦味弥漫三进院，连后园新冒头的梅香都被压得不见踪影。 花梨榻上，曾经手握苏皖赣财权的封疆大吏陶澍，胸口起伏像被两江涨潮死死压住，他知道自己大限将至，身后只余7岁的独子陶桄和一摊子既是基业又是祸根的产业。 床边的小男孩攥着草蚱蜢，怯生生喊爹爹，角落里站着的，是棉袍洗得发白的举人左宗棠。这个连考数次会试都落榜的寒士，身上除了学问与清誉，再无可夸。 偏偏陶澍要押上全部，将孩子和家业一起塞到他手里。他太清楚门外那些堂兄弟、远房侄子是怎样的人，自己一闭眼，笑脸立刻会变成伸向孤儿寡母的爪子。 “左季高，我若不在了，你可肯替我看几年桄儿。”陶澍嗓音沙哑，却说得极直。左宗棠没有热泪也没誓言，只往前一步，要账册先过手，再带孩子把田地界碑认清。 他看中的不是一份差事，而是把局势先握在自己掌心。陶澍当场下令，将南京、安庆、淮安三处粮仓钥匙交给左宗棠，又口头点明日后产业由这位“外姓先生”代管，这才稍稍安心。 三日后，陶澍咽气，亲戚们蜂拥而至。有人一进门先打量账房，有人拄着乌木杖哭腔很响却挤不出泪，还不忘借“外人管不得陶家事”做文章。 左宗棠蹲在账房门口，把散铜钱一串串扎起，抬眼冷冷回敬“既然心疼小少爷，库里七千贯铜钱怕受潮生锈，不如先帮忙搬一搬”，用力气活把一群“长辈”撵得哭声都收了三分。 真正的硬仗在祠堂。亲戚们商量着要联名上衙门，先把这个外姓人踢出去，却被他抢先一步。三十本账册摊在供案上，红笔圈点一目了然，谷多少、盐几道、银几两，他一条条念给陶氏宗亲听。 最后又补上一刀，愿意按股平分，只是分完后各房须自立门户，自担税负盈亏，与陶家不再相干。分钱人人抢，签字扛责却谁都不愿，祠堂里顿时鸦雀无声。 从那一刻起，左宗棠真正接过了这份托付。他一面拿出寒士的硬气，顶住堂弟、远房侄子的明争暗斗，一面又按经世之学去重整家业。 被洪水冲垮的圩堤，他不是去压佃户，而是反着来，工钱照发，每人每日再添两升米，让人先安下心再谈修堤，换来的是三千亩圩田完好无损，夏收后账上多出一万多两银子。 钱庄抽贷、佃户闹事，他一件件拆招，背后托出的，不只是陶澍名望，还有“若闹大了便请御史台说话”的官场关系，软中带硬，把亲戚们逼回各自屋里去。 但他最用心的地方，还是那个小小的身影。夜里回到屋，他给陶桄压帽檐、擦磕红的额头，又摊开《千字文》教孩子逐字描红。用积蓄开的书坊里，印的正是这些描红底稿，封皮留了空白让孩子亲笔写上“陶”字，书在江宁卖得极好。 赚回来的银子，被他换成碎银装进粗陶罐，写明此钱只为娶妻、束脩、赈灾三件事可以动。 十三岁那年，陶桄想用这罐银子给乳母养老，他没有一口回绝，只说钥匙在抽屉里，你自己开罐，不过记得留出三十两给先生添酒。账要孩子自己算，人情债也要孩子自己学会怎么还。 这一守，就是十多年。亲戚们渐渐明白，有左宗棠在，想捞便宜不容易，来府里的次数越来越少。圩田、仓廪、书坊一一理顺，陶家的家学和名声也在这个“外姓先生”的手里被接续了下来。 咸丰元年，十九岁的陶桄乡试中举，南京城里万人空巷看放榜，左宗棠却只拎两壶黄酒，领他到父亲坟前，跪地敬酒后，掏出一只小铁盒，里面是三枚已生锈的钥匙。 “仓廪、书坊、圩田，还都在这。”这个四十出头仍无功名在身的穷书生，把钥匙放到青年手里，“你爹托给我的，我一件没动。” 少年额头叩在青砖上，声声如当年灵前。江风拂过，老梅又开了一树。那一刻，陶家的儿子已经能自己站稳，陶家的家业也没被亲戚拆成碎片。 留在世人记忆里的，除了两江总督整饬盐政、漕运的政绩，还有他识人用人的眼光。看准左宗棠，是陶澍此生做过的最精明的一笔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