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毕节，女子经人介绍为一男子提供有偿陪侍，过程中，多收了男子2000元，与男子相约外出开房。事后女子又反悔，不愿再与男子发生关系，把多收的2000元全部转给介绍人，又因与对方发生纠纷，报警，结果反被警方以卖淫为由罚款500元。女子表示不服，将警方告上法庭，法院这样判！（来源：裁判文书网、贵州毕节中院） 事情发生在2024年2月15日，地点是贵州毕节的一家酒吧。 女子姓沈，27岁，那天晚上是她第一次出来做有偿陪侍，是通过一位熟人彭某介绍的。 当天，男子张某到酒吧喝酒，安排陪酒的是沈某。 事前谈好的价格是800元，张某通过微信先转了400元定金，说事后再补尾款。 沈某那时候没多想，就照常陪酒，这原本就是一单平常的陪侍交易。 喝到一半，张某提出如果愿意陪自己去开房，可以再给2000元。 这个时候沈某没有直接拒绝，默认了这个提议，也就是点了头，张某就通过微信一次性转了2400元。 其中400元是陪酒尾款，另外的2000元是开房的钱。 转完账，两人一起从酒吧打车去了附近酒店。 按照后来司法审查确认的监控信息和证据，两人行为连贯，时间顺序吻合，从酒吧离开、路线轨迹、酒店前台登记都有记录。 但没想到，事情在酒店突然有了变化。 刚到酒店房间门口，沈某情绪有变，表示自己不想做这事了。 张某当场不乐意了，双方开始争吵，声音一度很大。 沈某觉得情绪不对，可能会吃亏，就拿出手机报警了。 等警察赶到现场后，沈某觉得自己主动报警，是为了自保，自认为应该是受害者。 可警方调查后发现，这起事件并不只是一次陪侍纠纷，而是涉嫌卖 淫。 理由是两人已经就交易内容、金额、地点达成一致，且钱款已支付，且行为已启动，只是临门一脚没有发生实际性行为。 沈某被带到派出所后，承认自己确实收了2400元，也确实答应了张某的要求。 她辩称之所以反悔，是临时害怕了，自己也把2000元退掉了，但没有退还给张某，而是转给了中间人彭某。 这种做法很快成为争议焦点。 从警方来看，不管最后钱退给谁，也不管事件有没有成，只要存在合意、收款、付诸行动，就涉嫌卖 嫖行为。 考虑到两人最后并未发生关系，警方认定这是情节较轻的违法行为，依法各罚款500元。 处罚决定下来，沈某不接受。 她决定走法律程序，把出具行政处罚的派出所告上了法院，要求撤销这份500元的罚款。 她的主要理由是，事情并未发生，而且自己主动报警，也退了钱，应该是情节特殊，不算违法。 一审法院详细审查了案件材料，包括微信转账记录、双方微信聊天记录、途中监控、现场笔录、沈某自己的陈述等。 法院认为，事情虽然没有最终发展到性行为，但沈某一开始已经同意，张某也付款，两人已经实施了违法行为大部分步骤。 比如沈某已经收取服务款项，主动跟随张某前往酒店，并非是被迫。 哪怕最后反悔，也不能改变最初的非法行为。 法院还指出，那2000元是张某给的，退回时却通过彭某中转，说明沈某没有真正返还非法所得，对退款的解释不具说服力。 既然行为已经完成主要环节，证据又完整，法院支持警方的处罚决定，驳回了沈某的请求。 沈某不服，上诉到二审。 她强调自己只是把张某送到酒店，是怕他醉酒出问题，对方强拉她上电梯，自己实属无奈。 她坚持说自己并无主观意向卖 身，一开始也只是陪酒而已。 二审法院重审了证据，维持原判。 法院认为，认定的关键在于“双方是否自愿、是否达成交易内容、是否收款并实施行动”。 这些都已明确，沈某主动点头确认、收款、前往事发地，法律上已经构成卖 淫行为，无需最终完成才定罪。 此外，沈某反悔并报警只是性质认定的情节考量，不能否定违法本质。 这起案件走了完整的法律程序，从行政处罚到两级法院确认，最终结果是处罚决定维持原判。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这类事件的争议还在于边界问题。 有观点认为，如果没有实际发生行为，不应处罚。 也有人主张这一行为本身就破坏了社会管理秩序，即便反悔也不具免责条件。 这类法律问题往往需要司法实践反复确认，社会对此也应保持基本理解和边界意识。 有读者可能会问，沈某后来退的钱怎么办了，这2000元算不算非法收入，该不该追回？ 从司法角度看，既然违法行为已构成，并被处罚，那么相关的非法所得本质上也可以依法追缴。 而退给彭某不等于“清白处理”，反而可能成为洗钱路径。 这件事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一个“身子没动手已经出了”的法理范例。 违法行为不在“最后一步”，而在意图达成和行为实施的一系列动作。 有人觉得罚款500元太轻，也有人认为这已经足够敲响警钟。 法律不只管行为结果，也管行为路径。 你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