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一家公证处，在某银行北京分行存了1.8亿，要用钱时发现账户里只剩了44万本息，更怪的是，5年的银行对账单都正常。原来是资金早被转走，银行不认账，还甩锅给精神失常且失踪的涉案职员，客户经理也离职。公证处无奈只能起诉，一审二审被驳回，案子最终打到最高法。 这家公证处在当地还算有点名气，业务多资金也多，2013年底，他们在银行北京分行开了一个对公账户，专门用于业务资金的进出。 开始这几年，账户里陆陆续续存入了不少资金，一共进账达到3.6亿，账户由一位叫李某的银行客户经理在负责。 李某跟公证处的对接很频繁，每个季度都会主动带着对账单上门服务，账单上盖有银行公章，金额余额清楚明了，看上去一切都很有条理公正，公证处也就相信了。 从2014年开始的五年时间里，这些资金竟然被陆续转移到9家陌生公司和两个个人账户上。 这9家公司和两位个人是什么背景、公证处一概不知，直到后来案发之后才发现，这当中竟然还有人和银行内部有关联。 2018年时，在账面显示仍有1.8亿的情况下，公证处决定买理财，图的是多点收益，理财产品也是在这家银行购买的，按照以往经验，公证处认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理财操作，一点风险都没有。 等到产品到期，准备取现兑现收益时，账户里竟然只剩下44万，顿时脑子就炸了。 急忙跑去银行查询，结果根本查不到当初那笔1.8亿的理财资金的真实流向。 银行的回应更让人瞠目，一开口就说是李某的问题，说他精神出了问题，已经不知道去了哪里。 另一个可能涉及此事的职员也离职了，用银行的话讲，这些都是个人行为，银行方面并不知情。 这种解释让人一头雾水，这么大一笔钱，说没就没，还说你不知道，说只是员工的问题，那客户的钱放在银行还有什么保障？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这五年间李某送的账单，都不是系统自动对账结果，而是盖了假章的。 表面看没任何问题，实际上账单根本不是系统出具的，只是作给公证处人员看的，而他们也确实没有起疑心，习惯性地信了。 公证处多次找银行交涉，对方态度强硬，坚称这是涉刑问题，银行只承担管理义务，没必要为职员个人行为买单。 无路可走之下，公证处选择走向法院，想要用法律手段维权。 一审法院认为，这里牵涉重大刑事犯罪，适用“先刑后民”原则，也就是要等刑事案件彻底审完，相关事实定性后，民事部分再说，于是驳回起诉。 二审法院延续一审的观点，同样驳回。 公证处人财两空，连起诉的资格都没了，只能继续申诉。 这个案子最终被提交到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法一查才发现有问题，刑事和民事虽然有关联，但并不是同一事实。 刑事那块是追查职员有没有犯罪，民事部分则是看银行是否应该还钱，不能因为查犯罪就先不处理金融纠纷。 最高法明确撤销了一审及二审，指令北京金融法院重新开庭审理。 这才终于让事情重回正轨，银行绕不过去了。 从程序角度看，“先刑后民”在我国确实有法律依据，但不是什么案子都能搬出来用。 如果不能区分案件之间的本质不同，那就容易变成某些机构推卸责任的借口。 储户无论是企业、个人还是公证处，和银行之间说到底是一种契约关系，客户把钱交给银行，银行就得管好，不能钱没了，拿个解释就让人认栽。 涉案人员确实可能违法，但他们也是银行的在职员工，是工作手续中的一环，所做之事难以独立于银行的整体管理体系之外。 李某代表银行来服务，送来的账单令客户信以为真，这种行为背后有没有内外勾结，谁也说不准，但作为用人单位，银行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这是基本法理，不是感情问题。 银行要做的，不是推出几个职员挡枪，而是要给出合理清晰的处理方案，回应客户关切。 现在的舆论也不止是在问1.8亿去哪了，更重要的是信任去哪了。 把钱交给银行，本该是最稳妥的保管方式，如果连这都不能保障，金融体系的根基将不可避免地动摇。 这件事之所以能打到最高法才重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储户是公证处，如果是普通人、小微企业，一审二审早就扛不住流程压力与资金耗费。 这也提醒大家，面对大机构尤其是金融机构拒不认责，社会个体维权仍然艰难，需要制度提供更多保障空间。 本案目前正在北京金融法院重新审理，还不会那么快出结果。 至于银行最终是否会承担全部或部分赔偿，不少人心里其实已经有预期了。 有人觉得银行要全赔，也有人认为公证处也有疏忽失察，但不管怎样，银行作为这个系统中的大玩家，管理失职是事实，逃不了干系。 你怎么看，银行到底该不该赔？赔多少合适？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