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批评坐在主席台上的副总理陈永贵同志说：“农业学大寨是错误的，你还不承认错误？”这究竟怎么回事？ 这位敢说真话的老人，一辈子衣着朴素、脚踩田间，心里装的从来都是百姓的收成和国家的农业。 杨显东这辈子，最不喜欢的就是“摆架子”和“说空话”。 即便后来当上农业部副部长，他依旧保持着农民的本色，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出毛边也舍不得换。 身边的同事回忆，杨部长从不坐办公室“纸上谈兵”，每周至少有三天泡在基层，裤脚常年沾着泥土。 他说话不绕弯子，待人谦和，见了农民就拉着唠收成，见了技术员就蹲下来聊庄稼，没有半点高官的架子。 他常跟身边人说：“我是搞农业的，庄稼长得好不好，农民过得苦不苦，不是听来的，是亲眼看见的。” 这份朴实的认知，这份忠心为农的赤诚，让他在1979年那个凝重的春天，做出了震惊全场的举动。 北京全国政协会议小组讨论现场，话题围绕农业发展展开，气氛一度有些沉闷。 不少人谈及“农业学大寨”，都只是顺着既定口径发言，没人敢提半句不同意见。 唯独杨显东，沉默片刻后，缓缓站起身，目光坚定地望向主席台，语气平静却字字千钧。 “‘农业学大寨’这个方向，存在错误。陈永贵同志，你是否至今仍不认为有误？” 会场瞬间鸦雀无声，连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都听得一清二楚，与会者们面露惊愕，纷纷看向这位直言不讳的农业专家。 有人替他捏一把汗，有人暗自敬佩，却没人敢站出来附和。 没人质疑他的动机，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从来不是为了出风头，只是为了说真话、办实事。 杨显东是新中国早期培养的顶尖农业科学家，早年间深耕华北平原，牵头根治蝗灾，让无数百姓摆脱了粮荒之苦。 他做研究、搞工作，从来只认事实，不认“光环”，哪怕是全国推广的模式，只要不符合科学规律，他就敢提出质疑。 1978年7月，刚恢复工作不久，他就牵头组织近八百名农业科技工作者，前往山西大寨考察。 出发前，他特意叮嘱大家：“我们是去看真实的大寨，不是去看摆好的样子，有问题就记下来，有疑问就问出来。” 考察途中，他不接受特殊接待，不看预设的路线，专挑田间地头、村民院落走。 虎头山的山头被推平，植被稀疏，水土流失严重；夏收后的庄稼长势萎靡，穗粒干瘪，病虫害肆虐。 随行的技术员小声提醒他，这事可不能随便说，杨显东却当场皱起眉头：“搞农业不能自欺欺人，百姓要的是收成，不是样子。” 他当场就跟同行的人分析，大寨的模式只适合当地特定条件，强行在全国推广，只会违背农业规律，耽误生产。 返回北京后，他第一时间组织内部研讨会，没有隐瞒所见所闻，直言要“揭开大寨的盖子”，重新审视其经验的可行性。 有人劝他收敛锋芒，别得罪人，他却笑着说：“我得罪人没关系，不能得罪土地，不能得罪百姓。” 他不在乎自己的前途，只在乎农业能不能健康发展，只在乎亿万农民能不能吃饱饭、过好日子。 经过半年的调研论证，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于是在1979年的政协会议上，说出了那句震撼全场的话。 他明确表示，自己并非否定大寨人早期的艰苦奋斗，而是反对将局部经验教条化、绝对化，反对“一刀切”的强制推广。 发言之后，压力接踵而至，甚至有相关方面暗示他公开道歉，可杨显东始终坚守本心，绝不妥协。 他坚定地表示，自己的发言基于事实和科学，愿意为此完全负责，绝不收回自己的观点。 这份不唯上、只唯实的风骨，这份朴实忠心的坚守，让他赢得了更多人的敬佩。 1980年，陈永贵同志辞去副总理职务，淡出国家农业治理领域，安心回归乡村。 1981年，国务院正式指出大寨及其代表在过去工作中存在“左”的倾向和不实之处，明确纠正了相关偏差。 曾主管农业的万里同志，后来多次称赞杨显东，称他作为农业专家，敢于依据事实说真话，难能可贵。 而杨显东退休后，他依旧牵挂着农业生产，常常翻阅农业资料，偶尔还会给农业部门写信，提出自己的建议。 他一辈子朴实纯粹、忠心为农，不慕名利、坚守真理，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信念。 杨显东晚年身体欠佳，却始终心系百姓、牵挂农业，直至离世，都未曾忘记自己作为农业科学家的使命。 他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什么是忠心为国、什么是实事求是，他的精神，也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农业工作者，提醒着后人，无论何时，都要坚守本心、求真务实、为民尽责。 主要信源：（光明新闻——“求实”部长揭开大寨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