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1943 年，有个伪乡长偷偷给新四军报信：“今晚我不在乡公所，你们趁这个机会来把枪抢走。” 1943年，苏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在村东头的木制乡公所里，王姓伪乡长正捏着算盘拨珠子，这里头有一笔账，看着是粮税，其实他心里盘着的，是那12支枪的事。 他当了三年伪职，外头人都骂他“汉奸”。可要是谁真在这屋里待上一会儿，就知道这人，无论穿着谁的皮，也是骨头还算正的。 算盘拨得咔哒响，心却悬在那里，今晚，他“不在”这事，要怎么被别人看见，尤其要被新四军看见。 这个“看见”，不靠嘴，只靠“黄豆”。一纸没有字的情报，藏在放牛娃嘴里的口信，“老舅要的黄豆准备好了”，是他给新四军张大彪抛去的一根救命绳。 可谁能想到，那个常年身着灰袍打拢头发、走路拖着脚步的王乡长，几年前还是本地抗日救亡会的干将。 1938年初冬，组织被扯破，他逃了一命。但逃得了命，逃不了身份。他不想倒在稻草堆上送命，于是跟着走了上峰安排，混在敌伪身边，“死不了，还能做点事”。 可命越保得住，脸上就越抹不清泥。他忍着骂名，白天陪日军催粮，晚上独自修订表册，手一笔一划，藏着暗中偷减的数字。 清乡运动那年春，日军收紧了绳子，几乎个个伪职人员都像挂在半空的蚂蚱，风吹一下就是生死。 他就是那蚂蚱，却偏偏想往火边蹭，想让手上的账，变成稳进新四军枪袋子的钱。 乡公所那批枪，他早摸清了底细。八支汉阳造，四支三八式，还有两箱子弹，一箱子还是头年练操时剩的。就是这“剩”字，让人理直气壮地“不点交”。 他没敢托人传话，只是让放牛娃在墙角低语，定下“明晚破庙口”。 庙破了，香火早断了，可那是几年前他和新四军留下的小码头。现在重新通气，也算缘分再续。 张大彪捏着口信那天，天已经透黄，西风吹得草棉花一颤一颤。 他心里一惊，没多问，立刻召集三人小队。白天装农夫探路，晚上去破庙踩点。 他熟悉这套程序，村头炮楼多久转一圈，乡公所外墙多高，他心里都有数。 但他记得，王乡长留了一句，“村口炮楼每柱香转一圈”，这话在新四军眼里，就是15分钟一班，这时间点得，恰好给突袭留了个空档。 真正动手那晚，日军还在据点开会，传说要查春粮账。王乡长早早拔脚上了官道，临走前一句，“今晚忙到半夜了，不回来。” 炮楼里伪军溜得早，灶屋里灌了烧的伙夫老王正抽着烟，打着哈欠。烧酒是前两天王乡长吩咐多领的，还点着腊肉，特意招呼“兄弟几个歇歇”。 张大彪带人进院那一刻，探照灯刚朝东边扫过去。三合院西墙边的小门轻轻被掀开，除了犬吠声，脚步细得像老鼠入粮仓。 他们手脚麻利，很快卸掉枪械，封箱，回庙口，天没亮，枪就出村了。全程不到半炷香。 天亮以后，全村炸了锅，少了12支枪两箱子弹，日军勃然大怒。 炮楼小队长被鞭打20下，血肉模糊。王乡长回来后一脸震惊，主动请罪，“我少查了三巡，以后三月无薪，自请处分。” 他演得像，日军也信，可再怎么查，也查不到那批枪的去向。张大彪隔了三天，通过赶集的卖货郎给他捎回来一句，“黄豆已收到”。 这事之后，王乡长在村里话更少了，时常一人蹲在灶屋边发呆。 谁都没想到，这回传出去的，不只是枪，还有过去的自己。 他堂弟，早在1940年曾为新四军战死，他一直偷偷照顾弟媳和孩子。 那晚之后，他一直躲得更深，脸上的“汉奸”标签越贴越牢，但新四军却也记住了这个人。 局势变幻，1944年秋，他差点暴露，叛徒告发他与张大彪有私下勾结。关键时刻，新四军设法将他营救。抗战胜利后，他转任地方粮库主任，从此销声匿迹。 那些年，像他这样“明面干坏事，背地里为民族”的人，不在少数。 根据档案记载，1943年苏中根据地情报来源中，有37%是通过伪职人员传出的。 历史掀开一层土，也许真没人记得王乡长的名字。但那些热锅上走绳的夜，那些腊肉、烧酒、算盘与枪杆之间交换的小动作，却拼出了抗战最冷峻的一面。 信息来源：苏中反“清乡”斗争——2025-07-31江苏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