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去世前一日说出的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邓颖超逝世的消息传出，老百姓仿佛一夜返到了那些物资紧缺、火盆取暖的岁月。 人群在街头悄声议论的不是其他，大多是在猜她临终那一刻，说的那两个字。 “李鹏。” 人们不是不熟这个人，而是在想，这样一个将自己名字写进共和国家史的老人，为什么在生命的最后，选择喊出了“李鹏”？ 1992年10日晚上8点左右，人民大会堂东六楼里灯还亮着，病床边的人轮换着，医护不时进出，屋子里的气压仿佛贴在了人心窝上。 那天，李鹏夫妇确实来过。他推门进去时，屋里没有人言语，唯有滴滴作响的医疗设备响着、喘着。他也没说什么，就站到床尾，轻轻低头。 就在那一刻，躺在床上的邓颖超嘴唇动了动，一字一句，却很清楚：“李鹏。” 李鹏当时没动，他的夫人回忆，那一刻他眼角湿了。多年家国磨炼过的男人，这一次却不比从前坚硬。 很多年后回想，才发觉那两个字，其实不止叫了一个人，而是叫了一段历史。 当时，中央办公厅连续几天都向政治局报送病情专报。用现代话说，那是一场政治与亲情的同步告别。 病榻边上没有多余匆忙，她幽静地等待着，甚至连“不要用贵重药”，她都专门叮咛过秘书。这对节俭到骨子里的革命老人来说，一切都太自然了。 李鹏这个名字的分量，就藏在这“自然”里。 故事倒转到1920年代，那时的邓颖超不过20来岁，细瘦、爽利，一双眼亮得像水里打光。 她人生初次巨变就是两次流产。不止是身子被掏空，那种不能为爱人生个娃的痛，别说在那个时代，在今天也依旧摧心。 可他们没垮。相反，这对夫妻做了个有点“不讲理”的决定：既然生不出，就把爱撒出去。他们开始救助、接纳、照顾烈士遗孤。 没有名义，没有收养证，就是一句“住进来吧”，他们就给小孩包办吃穿供学。 1939年，那时候抗战正烈，重庆成了“临时首都”。也是在那年，李鹏第一次踏入这个家。 他刚失去父亲、母亲远在东北，没落脚的地方。邓颖超看他时，是执手抬眼，一句：“以后就住一起。”成了“邓妈妈”，也就那一刻开始的。 到了延安，那是另一个世界。没啥瓷砖地板小洋楼，孩子们冬天钻羊毛堆取暖，夏天蹲着纸本算数学。 那时候单在延安被集体抚养的烈士后代就上百人。 邓颖超要安排这些孩子的学校、住处，还要每晚挨个查铺。 革命是心火，也是柴米油盐，她是操碎了心不讲场面的那种人。 李鹏就在这样一环境里长大，比亲妈还亲的“革命妈妈”，一边灌输政治信念，一边溜着肉做汤补身体，哪天他衣服穿长了穿短了，她都看在眼里。 几十年过去，李鹏长大了。 1950年代，他被送去苏联留学，行前那顿饭照例没有大鱼大肉，她怕他到了苏联吃得太好、住得太舒服，把苦日子忘了。 80年代，李鹏已是国家领导人。几次事件，邓颖超都明确表态：“我是你邓妈妈，但我不插手政治。”她管叫“不得特殊化”，李鹏私下也曾感慨，“在家吃顿糖都难”。 这是真把国家兴衰捆在孩子教养里的革命骨血。 1991年，邓颖超身体每况愈下。她不愿搞大阵仗，不要呼叫专家，不要高规格用药。 她甚至提前列了“后事清单”，要求骨灰入土为安，连遗物全处理，不能给后辈留负担。 这点，周恩来早年也做过。但邓颖超做得更干脆。她房间所剩，只有几件补丁睡衣、一双旧布鞋和一盒被磨花的眼镜。 那晚“李鹏”两个字轻轻出口，听着像思念，其实更像托付。 她知道自己不在了，有些事儿得有人顶住，得有人记着“不得特殊化”，得有人用一副平实面孔讲政治。 这份擎旗的责任，不能给太亲的人，但也不能给陌生人。 所以喊李鹏。喊完，闭眼。安静得仿佛风都不敢走动。 1992年7月11日，骨灰如她所愿，撒进了海河。那是她出生的地方，也是她和周恩来曾在河边合影、相依而行的故地。 他们没有孩子，但却养大了一代人。 列宁说得对：“革命不是宴会。”而她一生，也只学会了“节俭、正直、隐忍”这三样饭局菜。 信息来源：纪念邓颖超逝世21年 临终前最后说的两个字是啥？——2013年07月11日13:10 来源：人民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