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一个62岁的中国老人访美，几个中情局探员突然找到了他，出示证件后，说：“我们愿提供10万美元年薪，请你留在美国！” 曾肯成站在旧金山机场外，手里还拿着当天的会议资料。他从不认为自己会成为情报人员的目标，他只是一名科研人员，习惯了控制误差、解高阶方程，对政治始终保持回避。 但对方开出的条件远不止薪酬，美国医疗系统可以为曾依依提供全球最先进的治疗设备和方案，这是他任何一次科研成果换不来的。 曾肯成不是没见过压力。1987年，他被调入“863计划”的一个子项目“F-86-2M”，负责控制系统的数学建模。实验要在极端气压环境下模拟系统稳定性，误差不能超过0.02%，他每天在机房一待就是十八个小时。 当时同组技术负责人曹兴林回忆：“那个项目能过，靠的就是曾肯成的算法。” 1988年起，美方开始频繁接触他，借着伯克利分校的学术名义。他参与了一个名叫“Project STREAM”的合作，数据收集和算法设计是他的部分。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被卷进了某种更大的布局，可他从不多问，只想着早日回国继续863。 直到1989年春天，他接到家里电报，女儿病情恶化，国内治疗方案反复失败。他去美国看病是顺带找交流机会，却没想到中情局早已等在那儿。 “你清楚你掌握的技术，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对方没有威胁，只是反复陈述效益。他没有回应，只问了一句：“你们能救我女儿吗？” 那天晚上，他在宾馆一页一页翻女儿的病历报告，反复看，反复写。他知道自己的签字意味着什么，也明白不签意味着什么。他只做了一个选择，把合作期限压缩到了最短。 “做一个父亲，比做一名科学家更难。”这是他对中方返回后的唯一解释。 签字那天，是1989年7月4日。他没有参加美方的国庆活动，而是在实验室里写完一个50页的系统校正建议书，交出后他转身离开。 美方负责人想留下他，他没说话，只送了一句：“孩子好了，我该走了。” 没人质疑过他的忠诚，因为他从没辜负自己的身份。 他用科研换回了女儿的生命，也让一个本可能永远失控的技术走上自主之路。他回国后投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继续在控制系统领域发挥余热，直到2001年完全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