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如果不是赵忠尧当年假扮乞丐，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奔走1400公里，将50毫克镭安全送到目的地，中国可能就成为了如今的巴勒斯坦，不仅百万平民流离失所，更别谈什么民族独立。 赵忠尧没有犹豫。那年夏天，北平已是日军铁蹄下的焦土，清华园残破得不成样子。他与梁思成悄悄返回校内，推开尘封的实验室门，咸菜坛子就躺在那里。 那是一件不起眼的陶罐，里面藏着中国仅有的镭。没人能理解它的重要性，一旦丢了，中国的核物理就断了根。 此刻不动身就来不及了。赵忠尧把坛子用布包好藏进怀里，装作乞丐混在逃难人群中。长沙，是他要去的地方。白天他蜷在山洞里，晚上走路，靠干硬的树皮和野菜糊口。 1400公里，赵忠尧的脚一寸寸溃烂，镭始终贴身不离，坛子压在胸口，肉被磨破，他也一声不吭。 赵忠尧不是第一次面对命运的难题。早在1930年，他还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跟随物理学家密立根做实验时，意外发现中子与质子在散射上的异常。 这项工作被《物理评论》刊出，却没人在意。直到数十年后，这项被忽视的结果才被重新挖掘。赵忠尧没怨谁，他知道该做的事不需要别人肯定。 回国后，他把全部心力放在清华物理系的建设上。没有多少资源，他照样建实验室、开核物理课，亲手教学生。那时他教过的钱三强、邓稼先后来都成了新中国核事业的中流砥柱。 长沙临时大学成立后，他又继续教课。条件苦得很，设备不足，连玻璃器皿都要小心轮流用。可赵忠尧从没说过要放弃。 日军的飞机天天在头顶轰炸，学生照样上课，赵忠尧也从不缺席。 1950年，赵忠尧做出又一个决定。他放弃了在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优厚待遇，带着30箱精密核设备回国。那时正值国民党撤退前夕，不少学者留在美国安稳过活。 他却说：“我得回去，中国现在需要这些设备。”他知道，那些设备能换来中国未来的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 设备运回国内不久，赵忠尧在北京近代物理研究所参与了加速器建设。数年后，那台设备成了中国核科研的开端。他亲手调试、培训团队，做事不含糊。 有人说他“教书像带兵”，他只笑着说：“不是我凶，是责任重。” 直到1980年代，赵忠尧的贡献才被真正重视。他不在意名誉，却感慨时间走得太快。他一生没参与“核武研发第一线”，但从人才培养、设备引进到研究环境，他都是最早的铺路者。 有人问他值不值得。他低声说：“只要我们国家有自己的科学家，不再仰人鼻息，我的那点伤，不算什么。” 赵忠尧的故事没什么传奇。他没有枪、没有战功，他用一生的沉默和坚持守住了中国科技的一颗种子。 从中子散射的冷板凳到战火中守着一个咸菜坛子，从课堂三尺讲台到核科研设备的归国，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很普通，可正是这些普通，托起了后来不普通的中国。 没有口号、没有大话，赵忠尧留给后人的是行动。他教出来的钱三强、邓稼先、杨振宁成了国之栋梁。他本人，选择在历史深处，默默站了一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