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一间审讯室里，一个汉奸发现“女犯人”竟可能是自己失散20年的妹妹。 煤油灯只剩半壶油，光亮一晃一晃。周世奎掀起囚犯乱发，看到耳后那块指甲盖大小的胎记，立刻想起1921年河北土坯房塌下时，那只从他手心滑开的5岁小手。 他如今是伪政权里的“周主任”，却清楚记得1937年家乡沦陷、父母在一轮炮击中失踪的时间线。被日军抓去做苦力，干了3年扛粮抬炮后，他被迫签字当差，却私下至少传出过5次日军行动情报。 对面的女地下党自报化名林悦，沉默了足足10秒，才被一句“左手那道月牙形伤疤，是你8岁爬树摔的”击中记忆。她被组织在1930年代初救走，改名、转战南北，参加过不下10次转移，早把童年埋在心底。 只用这一秒，他意识到自己在两条路上越走越远：一条是写着“汉奸”二字的档案，一条是血缘维系了20年的牵挂。 周世奎明白，审讯记录会被保存至少3份，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成证据。于是他压低声音，从怀里摸出一张盖着伪军公章、有效期只有48小时的通行证，让林悦按他设计好的路线，从后门、穿过两道岗楼去城外会合。 随后他冲出门，对两名日本兵喊“人犯顽抗，要增派3个人手”，用这几分钟空档，把自己推向几乎必然的清算结局。那一刻，他既不像报纸上写的“民族罪人”，也不是英雄，只是想把20年的亏欠在一个晚上一并偿还。 如果再从1941年回望这对兄妹之间横跨20年的分离与重逢，标签里的“汉奸”“英雄”是不是都显得过于单薄？在战乱或其他极端处境里，当身份、道德和亲情同时拉扯，一个人该先回应哪一个呼唤，这个问题又该怎么回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