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4岁的顾祝同病逝，追悼会上，97岁的何应钦强撑病体，前来送别的一张

1987年，94岁的顾祝同病逝，追悼会上，97岁的何应钦强撑病体，前来送别的一张老照片，镜头中他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从轮椅上站起来鞠躬默哀，送别老友最后一程。 这张照片里的何应钦，背已经弯得很厉害，脸上皱纹深得像刀刻，可他站起来的那一刻，眼神里没有一丝犹豫。那天台北的天气阴沉沉的，风卷着落叶往灵堂里钻，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连领口的褶皱都抻平了。工作人员要扶他坐下，他摆了摆手，坚持鞠了三个躬——第一个是为当年的黄埔同窗情，第二个是为抗战时一起守过的阵地，第三个，大概是为那些没说出口的旧事。 何应钦和顾祝同的交情，要从1924年的黄埔军校说起。那时何应钦是战术教官，顾祝同是他的学生，两人都来自贵州，说话带着同样的乡音。顾祝同第一次见何应钦，是在操场的沙盘前，何应钦拿着教鞭指着地图说“打仗要先算清粮草和兵力”，顾祝同记了整整一本笔记，后来成了他带兵的准则。 北伐时，他们一个当师长，一个当参谋长，在汀泗桥战役里，何应钦在前线督战，顾祝同在后方协调补给，子弹擦着何应钦的帽檐飞过，顾祝同扑过去把他按在战壕里，自己的胳膊却被弹片划伤，从此留下一道十厘米长的疤。 抗战爆发后，两人的合作更密。1937年淞沪会战，何应钦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是他的副手，负责具体指挥。有次日军轰炸苏州河沿岸，顾祝同的指挥部被炸塌了一半，他抱着电台往外跑，正好碰上何应钦带着警卫队赶来，何应钦一把拽住他说“你死了谁指挥”，然后把自己的防弹衣脱下来给他穿上。那次战役打了三个月，他们一起在战壕里啃过冻硬的馒头，一起在炮火里给士兵们鼓劲，顾祝同常说“有敬之在，我就放心”，何应钦也总说“墨三（顾祝同的字）是我最信得过的人”。 可到了内战时期，这份交情就有了裂痕。1946年，何应钦主张“和平谈判”，顾祝同却执行蒋介石的“剿共”命令，两人在会议上拍过桌子。顾祝同后来跟身边的人说“敬之太念旧情，不适合打这种仗”，何应钦也叹气“墨三太听老头子的，我们劝不住”。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两人都住在台北，可见面次数越来越少——何应钦忙着写回忆录，顾祝同忙着帮蒋介石处理军务，曾经的“黄金搭档”，慢慢变成了点头之交。 晚年的何应钦身体很差，糖尿病让他双腿浮肿，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东西，可他每天都要让秘书念一遍报纸上的时政新闻，听到顾祝同的名字就停下笔。1987年初，顾祝同住院的消息传来，何应钦让家人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每天守着新闻等消息。 直到1月17日，收音机里说“顾祝同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他半天没说话，然后摸出枕头底下的老怀表——那是1926年北伐时顾祝同送他的，表壳上有道深深的划痕，是当年在战场上磕的。他把怀表贴在胸口，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往下流，保姆要帮他擦，他说“不用，让我哭会儿”。 追悼会前一天，何应钦让秘书帮他整理衣服，特意选了那件灰色中山装，因为这是顾祝同生前最喜欢的颜色。他还让厨房做了顾祝同爱吃的遵义羊肉粉，装在保温桶里，说“带给墨三尝尝”。可到了灵堂门口，他突然不肯进去，站在台阶上看了很久——灵堂里挂着顾祝同的照片，还是当年的模样，嘴角带着淡淡的笑，像个教书先生。旁边的宋美龄轻声说“敬之，进去吧”，他才点点头，扶着轮椅一步一步挪进去。 鞠躬的时候，何应钦的腰弯得很低，额头差点碰到地面。工作人员要扶他起来，他摆手说自己能行，可刚站起来就晃了一下，幸亏旁边的米雪赶紧扶住他。他盯着顾祝同的遗像看了很久，嘴唇动了动，好像在说什么，可声音太小没人听见。后来米雪回忆，那天何应钦回家后，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然后把那块老怀表放进抽屉里，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这张照片之所以让人触动，不是因为两个老人的身份，是因为他们用最后的力气，守住了一段跨越半个世纪的情谊。年轻时一起扛枪打仗，中年时一起面对家国抉择，老了哪怕隔着时代的鸿沟，也愿意在对方的最后一程里，站直身子鞠个躬。这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是人性里最珍贵的东西——有些情分，不会因为立场变了就消失，有些牵挂，哪怕到死也不会放下。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