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几个特务，扯下了杨虎城夫人谢葆真的裤子。就在牢房里。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根针头，对着她的大腿就扎了进去。一声惨叫划破了地牢的死寂。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特务们收好东西，转身就走，脚步又快又沉，没人回头看一眼。门在身后“咣”地一声关上。 谢葆真出生于1913年，陕西西安人，家里条件不好，小时候还因为家贫辍过学，但她从小就有骨气、有主见。 1927年，才14岁的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参加了冯玉祥国民军的宣传队，跟着队伍去前线，贴标语、发传单，动员群众支援革命，一点都不比男同志差。 也是在这期间，她认识了杨虎城，两人志同道合，1928年经党组织批准结了婚，没有隆重的仪式，却有着共同的革命初心。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和张学良一起，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发动了兵谏，谢葆真也没闲着，她当时是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委员会会长，主动组织妇女宣传队、慰问团，上街宣讲兵谏的意义，还为前线将士募捐，全力支持丈夫的行动。 可谁也没想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却记恨上了杨虎城，1937年逼着他出国“考察”，实际上就是变相流放。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战争全面开始，远在国外的杨虎城和谢葆真再也坐不住了，他们不顾亲友劝阻，坚决要求回国抗日。 杨虎城先回国，刚到南昌就被戴笠的特务扣押，谢葆真得知消息后，没有丝毫退缩，把四个女儿托付给亲戚，抱着7岁的儿子杨拯中，主动登上飞机前往汉口，只求能陪在丈夫身边，哪怕一起坐牢。 从1938年开始，谢葆真就和杨虎城一起，被特务辗转关押在南昌、湖南益阳、贵州息烽、重庆杨家山等多个监狱，这一关，就是整整九年。 这九年里，她遭受的折磨，常人根本无法想象。 特务们知道她是共产党员，还和杨虎城关系密切，就对她格外苛刻，不仅不给饱饭吃，饭菜里常常混着沙子和虫子，还故意用各种手段折磨她的精神和身体。 在贵州息烽监狱的时候，他们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被褥潮得能拧出水来，身上长满了疥疮，又疼又痒。 特务们还故意把她和杨虎城分开关押，明明就在同一个监狱，却连见一面都难，有时候两人只能隔着墙壁，靠咳嗽或者敲墙传递消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痛苦，比挨打更让人煎熬。 1941年，谢葆真在监狱里生下了小女儿杨拯贵，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甚至没有一块干净的布，特务们也不管她的死活，万幸的是孩子顺利存活，只是从小就在监狱里遭受磨难，直到1949年9月6日，才和父亲杨虎城、哥哥杨拯中一起，被特务残忍杀害，年仅8岁。 即便遭受了这么多折磨，谢葆真从来没有低头。她偷偷用指甲在墙上刻标语，用绝食的方式抗议特务的非法关押，每次绝食，特务们就强行灌食，用铁钳撬开她的嘴，把浑浊的米汤灌进去，呛得她撕心裂肺地咳，嘴角全是血，可她还是拼命反抗，把灌进去的东西吐出来。 1946年下半年，他们被从贵州息烽监狱转移到重庆杨家山监狱，这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胜利一年多了，外面到处都是欢庆的景象，可监狱里的他们，却依旧看不到一点自由的希望。 到了11月底，谢葆真在杨家山监狱再次发起绝食抗议。 看着丈夫一天比一天憔悴，想起还在监狱里受苦的孩子，想到自己被关押了八年多，却连一个明确的罪名都没有，谢葆真的心彻底凉了。 她这次绝食铁了心要以死抗争，捍卫自己和丈夫的尊严。 从1946年11月底开始，她整整22天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身体迅速垮了下去，体重只剩下七十多斤，皮肤紧紧裹着骨头，眼窝深陷，瘦得不成样子，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 特务们见她态度坚决，怕她真的饿死在监狱里，没法向上级交代，就想出了更残忍的办法。他们冲进牢房，粗鲁地按住虚弱的谢葆真，拿出针头，给她注射了不明药物，注射之后，谢葆真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打破了地牢的死寂，没过多久，就没了动静。 特务们收好东西，转身就走，脚步又快又沉，没有一个人回头看她一眼，牢门“咣”一声关上，彻底淹没了这个坚贞女子最后的气息。 1947年2月8日，谢葆真在重庆杨家山监狱含恨而死，年仅34岁。特务们对外谎称她是“因病逝世”，还特意给她换上整洁的衣服拍照，企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隔壁牢房的杨虎城得知妻子的死讯后，悲痛欲绝，他亲手用木板钉了一个小盒子，小心翼翼地装起妻子的骨灰，从此日夜随身携带，哪怕后来被转移关押，也从来没有离开过。 谢葆真的一生，很短，只有34年；可她的一生，又很长，长到足以用生命，诠释什么是骨气、什么是信仰、什么是夫妻情深。 她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伟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却在绝境中，活成了一束光，哪怕身处暗无天日的监狱，也从来没有熄灭过心中的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