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涂孝文叛变后，供出了李青林。李青林被捕后，死不承认自己党员的身份。特务只好叫涂孝文与李青林当面对质，不料李青林见到涂孝文后，爽快承认：我当然认识他！ 审讯室里的空气，那时候大概都凝固了。特务们本以为抓到了把柄，就等着看这个叫李青林的女人，在铁证面前如何崩溃，如何语无伦次地辩解。可她偏偏不按常理出牌。她看了一眼被带进来、神情萎靡躲闪的涂孝文，脸上没有惊讶，没有愤怒，甚至连一丝鄙夷都懒得流露，那眼神平静得像看一件旧家具。她转向特务，声音清楚，甚至带着点家常聊天的随意：“我当然认识他。” 特务头子心里一喜，以为突破口来了，催促道：“认识？怎么认识的？老实交代你们的组织关系！” 李青林这才把目光重新投向涂孝文，语气依然平稳，却字字清晰，像钉子一样敲进在场每个人的耳朵里：“他是我的前夫。我们因为感情不和，早就离婚了。他现在做什么，是什么人，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这一下，审讯室里的人都愣住了，包括涂孝文本人。特务们事先不是没做过背景调查，但那个年代的资料本就粗糙，加上两人之前为工作方便，明面上的关系做了周全的掩饰，这种私人关系的底细，一时还真难以立刻核实。涂孝文张了张嘴，他想指认李青林是上下级，是同志，可李青林抢先一步，用“前夫”这个最私密也最撇得清的关系，堵住了他的嘴。他如果坚持指认，在特务听来，倒更像是一个怀恨在心的“前夫”在蓄意诬陷。 李青林心里跟明镜似的。从被捕那一刻起，她就知道内部出了大问题。看到涂孝文被带进来对质，她瞬间就明白叛徒是谁了。硬扛着不承认认识？在叛徒的当面指证下，显得苍白又愚蠢。特务要的就是她慌乱。她偏不。她得把水搅浑，把单纯的“组织关系”拖进“私人感情”的浑水里。承认认识，但把性质彻底扭转。你不是叛变了吗？你不是要用组织的秘密换条活路吗？我偏把你的指证，变成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私人恩怨。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急智。她必须在电光石火间，编造一个逻辑上能自洽、情感上符合常理、并且难以被立刻证伪的故事。“前夫”，这个身份选得太绝了。夫妻关系可以很紧密，离婚后又可以毫无瓜葛。感情不和离婚，给了“不相往来”一个完美的理由。涂孝文此刻任何关于她政治身份的指控，在“前夫”这个身份背景下，可信度都大打折扣。特务会想，这叛徒是不是为了自保，或者出于离婚的怨恨，在胡乱攀咬？ 后面的审讯，变成了一场拉锯战。特务反复盘问细节，李青林就把这个“前夫妻故事”编圆，时间、地点、矛盾起因，说得有鼻子有眼，情绪上还带着恰到好处的、对一段失败婚姻的冷漠与疏离。她绝口不提任何政治话题，所有回答都绕着私生活打转。涂孝文那边呢，他指认李青林是确定的，可他没法否认他们曾经在伪装身份下有过密切的公开交往，李青林咬死那是婚姻存续期间的事，他越急着辩解两人的真实关系，在特务听来越是可疑——这叛徒，是不是急着甩掉什么？ 李青林用自己的冷静和智慧，硬是在绝境中，把一场致命的指证，变成了真假难辨的罗生门。她保护的不是自己一个人的生命，更是通过这种对峙，向可能还未暴露的同志发出无声的警报：涂孝文叛变了，他的话不可信。她也在用这种方式，最大限度地消耗特务的精力，拖延时间，为外面的组织调整争取可能的机会。她知道自己可能最终难逃一死，但她的抵抗，让叛徒的出卖效果大打折扣，让敌人的审讯进展缓慢。这种沉默又尖锐的较量，其惊心动魄处，丝毫不亚于战场上的冲锋。 在那种环境下，慷慨就义是一种勇敢，像李青林这样，在虎狼环伺中保持极致的清醒，用言语作武器，在逻辑的钢丝上与敌周旋，是另一种更为复杂、也更需要智慧的勇敢。她承认认识叛徒的那一刻，不是屈服，而是吹响了一场特殊反击战的号角。 历史的缝隙里，藏着太多这样的无名较量。没有枪炮声，却同样决定着生死与信仰的成色。李青林用一句话，守住了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