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不宠爱李泰，李承乾就不会造反？ 世人多将李承乾谋反的罪责，半数归于李世民对李泰的过分偏爱，仿佛只要剥去这份失衡的宠信，这位大唐嫡长子便能安安分分守住储位，避免走上谋逆的绝路。可细究贞观年间的朝堂风云与人物心性便会发现，这场发生在贞观十七年的储位动荡，从来不是单一因素酿成的恶果。李世民的偏爱是导火索，却绝非根本原因，即便没有李泰的盛宠，李承乾的谋反之路，或许只是时间早晚与形式不同而已。 武德九年十月，李世民刚登上皇位不久，便册立年仅八岁的李承乾为太子。作为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的嫡长子，李承乾自出生起就承载着王朝传承的厚望，李世民对他的培养更是倾尽全力。为了让他成为合格的守成之君，李世民先后挑选李纲、房玄龄、魏征等初唐名臣担任他的师傅，这些人皆是朝堂之上敢言直谏、学识渊博的顶尖人才。十二岁时，李承乾便被允许前往尚书省旁听案件审理，尝试接触政务；贞观九年，太上皇李渊驾崩，治丧期间，李世民更是将所有朝政大权委托给太子，而李承乾也不负所托，处理政务颇有章法，深得朝野上下认可。此后，只要李世民外出巡视，便会命李承乾留守京城监国，这份信任与栽培，在历代太子中也实属罕见。 变故始于贞观十年，长孙皇后的离世，不仅让李世民失去了一生挚爱，也打破了储位格局的微妙平衡。在此之前，即便李世民对嫡次子李泰多有喜爱，也始终恪守嫡长子继承制的底线，未曾有过丝毫动摇储位的举动。但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的情感寄托逐渐转移到李泰身上，对他的宠信日渐逾矩，慢慢越过了太子应有的规格。李泰封魏王，被李世民留在京城不肯让其前往封地，还特许他开设文学馆，广揽天下贤才，这份待遇，与当年李世民身为秦王时开设文学馆、招揽心腹的做法如出一辙，其背后的深意，朝堂上下人心皆知。 李泰聪慧有才，尤其擅长文学，他借着李世民的宠信，倾力编纂《括地志》，完工后更是得到李世民的重赏，赏赐的财物数量远超太子府。更有甚者，当有人上奏称三品以上官员对李泰不够尊重时，李世民竟当众斥责群臣，言语间暗含威胁，吓得房玄龄等重臣纷纷跪拜谢罪，唯有魏征敢出面抗辩。贞观十二年，有人提出三品以上官员路遇亲王无需下马行礼，李世民却直言，若太子有不测，诸王皆可能成为未来君主，岂能轻视，这番表态，无疑是公开向朝野传递出他对储位的摇摆之心，也让李泰的夺嫡野心愈发膨胀。 此时的李承乾，正深陷多重困境之中。生理上，他患上了足疾，行动不便，这份身体上的残缺让自幼被捧在手心的他心生自卑，也让他对自己的储位产生了深深的忧虑。他深知，帝王家的储位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旦自己失去了李世民的信任，随时可能被取代。而李泰的盛宠与野心，更是像一把尖刀，时刻悬在他的头顶。更让他崩溃的是，早年对师傅恭敬有加的他，随着年岁渐长，愈发听不进逆耳忠言，师傅们的直言劝谏，在他看来都是对自己的苛责与轻视，甚至曾暗中派人刺杀进谏的张玄素，行为愈发乖张偏执。 心理的失衡与储位的危机，让李承乾逐渐走上了放纵之路。他私下宠爱太常寺乐童称心，与他同卧同起，此事被李世民得知后，称心被下令处死。李承乾悲痛欲绝，竟在东宫为称心设立灵堂，亲自祭奠，还以生病为由数月不上朝，与李世民之间的隔阂愈发深厚。除此之外，他还在东宫模仿突厥人的生活习俗，辫发披裘，烹羊割肉，甚至扬言若自己登基，必当随心所欲，谁敢劝谏便杀谁，其言行举止早已偏离了储君应有的模样。 李世民的摇摆、李泰的紧逼、自身的困境，让李承乾彻底陷入了绝望，他开始意识到，仅凭被动防守，迟早会被李泰取而代之。为了保住自己的储位，他开始暗中拉拢势力，与心怀不满的叔父李元昌、失意武将侯君集、掌管宿卫的李安俨等人勾结，几人割臂盟誓，喝血为盟，暗中培养刺客与壮士百人，计划先刺杀李泰，再发动宫变，夺取皇位。他们分工明确，由李安俨暗中侦察李世民的动静，侯君集负责谋划军事部署，只等时机成熟便动手。 贞观十七年，齐王李祐在齐州发动叛乱，不久后被平定。此案牵连甚广，东宫幕僚纥干承基为求自保，主动告发李承乾谋反之事。李世民震怒之下，下令彻查，李承乾的谋反计划彻底败露。证据确凿，李世民召集群臣商议处置之法，最终不忍心处死自己的嫡长子，下诏将李承乾废为庶人，流放黔州，参与谋反的侯君集、李元昌等人皆被处死。而李泰本以为自己能顺势被立为太子，却因急于上位，暗中算计弟弟李治，被李世民识破，最终也被降封，远离京城。 这场储位风波，最终以两败俱伤收场。世人多感叹，若李世民不曾过分宠爱李泰，李承乾便不会走上谋反之路。可事实上，即便没有李泰的盛宠，李承乾的谋反也并非毫无可能。他自身的心理脆弱、行为偏执，无法承受储位带来的巨大压力，又缺乏应对权力斗争的权谋与定力；而李世民早年通过玄武门之变夺位，本身就给李承乾树立了不良榜样，让他潜意识里认为，权力可以通过武力夺取，而非仅凭隐忍与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