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国国运不足百年，只是因为没有汉化？ 史书常将元帝国八十九年的短促国运，简单归结为“未推行汉化”，可这份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匆匆落幕的背后，从来不是单一原因所能概括。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中原，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局面，可这份一统的荣光仅维持数十年，便在风雨飘摇中崩塌。世人多言蒙古统治者固守旧俗、拒绝汉化，才最终被中原文明淘汰，可细究史实便知，元帝国的覆灭，是汉化不彻底的尴尬、统治集团的内耗、失衡的民族政策、崩坏的经济体系，以及不可忽视的自然天灾，多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汉化与否，只是其中一个环节，绝非全部。 忽必烈登基后，并非毫无汉化尝试，反而曾主动推行一系列汉法，试图融入中原农耕文明。他效仿中原王朝建立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行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掌控；设立国子监，推崇儒学，重用部分汉人士大夫参与朝政，甚至曾将汉人史天泽、契丹人耶律铸提拔为丞相。可这份汉化尝试，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妥协与阻碍，蒙古旧贵族的势力根深蒂固，他们坚守游牧民族的统治传统，极力排斥汉法，认为汉化会动摇蒙古人的统治根基。 阿合马等色目权臣趁机崛起，凭借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垄断朝政、排斥汉臣，将忽必烈的汉化举措逐一架空。王著诛杀阿合马事件后，忽必烈对汉人的不信任感进一步加深，后续干脆出台“不以汉人为相”的规定，中央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核心机构的最高职位，几乎全被蒙古人和色目人占据，汉人士大夫即便才华出众，也只能担任副职，始终无法进入统治核心。这种汉化不彻底的尴尬，让元帝国陷入了“非游牧非农耕”的两难境地——既没能守住游牧民族的军事优势，又没能真正掌握中原农耕文明的治理精髓，统治根基从一开始就极为薄弱。 统治集团的无休止内耗，进一步消耗了元帝国的国力。忽必烈于1294年去世后，元帝国的皇位传承陷入混乱，没有形成稳定的继承制度，蒙古贵族为争夺皇位互相残杀，从元成宗铁穆耳到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短短三十九年时间里，元帝国先后更换了十位皇帝，很多皇帝都是通过政变上台，英宗推行汉化改革时，更是被蒙古旧贵族刺杀于南坡，史称“南坡之变”。每次皇位更迭，都伴随着大规模的清洗与杀戮，朝廷官员人人自危，政策朝令夕改，行政效率极低，原本就脆弱的统治秩序，被一次次内斗彻底搅乱。 失衡的民族政策，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元帝国虽未明文颁布“四等人制”，但通过一系列诏令和举措，形成了明确的民族等级秩序，将国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作为“国族”，享有至高无上的特权，各路执掌实权的达鲁花赤必须由蒙古人担任，色目人次之，可担任重要的财经官职，而汉人、南人则备受歧视。法律层面，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能申诉；蒙古人杀死汉人，只需赔付烧埋银即可免死，而汉人杀死蒙古人，则要处以死刑，还要抄没家产。 入仕途径上，怯薛出身的蒙古、色目人可直接做官，而汉人、南人只能通过科举入仕，且科举时断时续，录取人数极少，还需经过层层筛选，上升通道几乎被彻底堵塞。这种刻意的民族分化，目的是为了分而治之，可最终却激起了汉人、南人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为后续的农民起义埋下了深深的隐患。元顺帝时期，官员腐败达到顶峰，官爵公然买卖，蒙古贵族和色目官员横征暴敛，大肆兼并土地，无数汉人、南人失去家园，沦为流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崩坏的经济体系，成为压垮元帝国的重要一根稻草。元帝国初期，依赖对外掠夺积累了大量财富，可统一中原后，并未建立起稳定的赋税制度，反而滥发交钞，导致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到了至正年间，交钞贬值到极致，百姓手中的钱财如同废纸，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同时，蒙古贵族不事生产，凭借特权大肆侵占民田，将农田改为牧场，破坏中原的农业生产，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加上14世纪全球范围内的自然灾害，元帝国境内旱灾、蝗灾、水灾频发，黄河多次泛滥，政府却无力组织有效的治理，反而趁机克扣赈灾粮款，进一步加剧了民生危机。 军事力量的衰退，让元帝国失去了镇压反抗、稳固统治的底气。元帝国初期，侍卫亲军、阿速军等战斗力强悍，是横扫欧亚的精锐之师，可统一后，禁军逐渐腐化，将士们养尊处优，长期缺乏训练，战斗力急剧下降。生活在大都的阿速军，仅用两代人时间就丧失了勇武作风，面对农民起义军时，除了抢劫乡村，几乎望风披靡。加上统治集团对军队的掌控力下降，禁军被权臣拉拢，参与到宫廷斗争中，原本用于保卫国家的军队，反而成为加剧内乱的工具，面对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起义，元帝国的军队早已不堪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