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深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院子里，落叶堆了薄薄一层。84岁的张景惠正坐在石桌旁，戴着一副不合衬的假牙，小口小口吃着软糕。他头发花白得像一团乱麻，背驼得厉害，平日里大多时候都稀里糊涂，连自己的名字都得想半天才能说出来，唯独见到穿军装的人，眼神会瞬间清明几分 。 这天上午，铁门“吱呀”一声开了，进来两位身着元帅服的首长。领头的那位身材魁梧，面色红润，正是贺龙元帅；旁边那位戴眼镜的，气质儒雅，是聂荣臻元帅。他们刚结束辽东半岛军事演习的视察，特意绕路来战犯管理所看看这些正在接受改造的伪满战犯 。 张景惠听见动静，浑浊的眼睛猛地亮了。他下意识地放下手中的软糕，挣扎着站起身，动作虽迟缓却异常郑重，“啪”地一个立正，右手颤抖着举到耳边，行了个标准的军礼。那姿势，哪里像个风烛残年的老汉奸，倒像是当年在奉天讲武堂受训的青年军官 。 贺龙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眼前这个老人，曾是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是板垣征四郎身边最得力的走狗，可谁能想到，他最早是辽宁台安街头卖豆腐的小贩，每天扛着豆腐盘走街串巷，得了个“胡家窝堡豆腐张”的外号 。贺龙嘴角带着一丝浅笑，声音洪亮：“张景惠，听说你改造得不错，还学会唱歌了？” 张景惠的腰弯得更低了，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连连点头：“学了，学了，学了好几首新歌呢。”他的声音嘶哑，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却透着一股认真劲儿 。 贺龙来了兴致，往前迈了一步，盯着他的眼睛问：“那你会唱《东方红》吗？” 这话一出，旁边的管理人员都愣住了。《东方红》是当时最火的歌，街头巷尾都在传唱，可让一个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大汉奸唱这首歌，多少有些讽刺 。张景惠却没丝毫犹豫，挺起那佝偻的脊背，清了清嗓子，张口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他的歌声算不上好听，假牙漏风，调子也有些跑，可每一个字都咬得格外用力。唱到“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时，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竟泛起了泪光。他唱得很投入，完全忘了自己的身份，忘了身后的罪孽，仿佛真的成了一个普通的中国老人，在歌颂自己的领袖 。 聂荣臻站在一旁，始终没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想起九一八事变后，张景惠是如何公开投敌，如何在伪满洲国总理的位置上，签署了无数出卖东北利益的条约，如何协助日军残酷镇压抗日军民。可眼前这个唱歌的老人，又确实是那个卖豆腐出身，曾与张作霖结拜，后来一步步走上汉奸之路的张景惠 。 歌声落下，院子里安静了片刻。贺龙走上前，拍了拍张景惠的肩膀，语气缓和了许多：“唱得不错。你要记住，只有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中国才能真正站起来。你过去做了很多错事，现在好好改造，争取重新做人。” 张景惠的头点得像捣蒜，眼泪顺着皱纹纵横的脸颊滚落，砸在胸前的衣服上。他哽咽着说：“我记住了，贺老总，我一定好好改造，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这辈子见惯了大场面，跟过张作霖，巴结过日本人，可唯有此刻，面对两位开国元帅，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在伪满国务院里颐指气使的总理，如今会在战犯管理所里，对着中国的元帅唱《东方红》。更让人意外的是，他唱得那样认真，那样投入，仿佛要把这十几年的罪孽，都通过歌声洗涤干净 。 其实张景惠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刚进战犯管理所时，他还端着伪总理的架子，拒绝劳动，拒绝学习，直到看到其他战犯都在积极改造，看到管理所工作人员的耐心教导，他那颗麻木的心才渐渐复苏。他开始主动打扫院子，跟着大家一起读报纸，学唱革命歌曲。《东方红》是他学得最认真的一首，每天早上都要在院子里唱几遍，说是能让自己清醒清醒 。 贺龙和聂荣臻离开后，张景惠独自坐在石桌旁，又哼起了《东方红》。他想起自己年轻时卖豆腐的日子，想起跟着张作霖打天下的时光，想起投靠日本人后的种种，再对比现在的生活，心中百感交集。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就算再怎么改造，也无法弥补对国家和人民造成的伤害，但他还是想努力，哪怕只是为了能在临死前，多唱几遍《东方红》，多感受一下新中国的温暖 。 1959年1月11日，张景惠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病逝，终年88岁。他临死前，嘴里还在哼着《东方红》的调子。这个卖豆腐出身的大汉奸，用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充满争议的一生 。 多年后，有人问起贺龙，当年为什么要让张景惠唱《东方红》。贺龙叹了口气，说：“我就是想让他知道，不管他过去做了什么，现在是什么身份，他首先是个中国人。《东方红》是中国人的歌，他应该会唱，也必须会唱。” 这个故事，后来在战犯管理所里流传开来。它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的，罪孽是深重的，但只要还有一丝良知，就有改造的可能。而《东方红》这首歌，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也见证了一个大汉奸最后的忏悔 。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