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中国人过年，一人一味，一地一俗，大家过年的形式和内容不一样，但内里都有中国人讲究的团圆和温良。 鲁迅的新年，是外冷内热的，翻遍《鲁迅日记》，不见铺张的庆贺，只有平实到近乎寡淡的记录。1920年旧历除夕，鲁迅在绍兴会馆写下“晚祭祖先，添菜饮酒，放花炮”，当时他尚无家室，依着故乡旧俗，以一杯薄酒敬先人，几响爆竹辞旧岁。 1935年北平除夕，鲁迅早已是文坛斗士，过年时却无锋芒，他为儿子海婴备下铜元压岁钱，午后烹酒煮肉，入夜买花炮燃放，在给黄源的信里笑说“今年爆竹声好像比去年多”，全然是慈父与家人的寻常模样。 他不喜虚浮应酬，凡陌生拜年者多以“出门”婉拒，却会亲自为瞿秋白等挚友送上年礼，一匣点心、几册新书，情重礼轻。 唯有1931年除夕成了他一生的痛，下午在内山书店得知柔石等左联五烈士遇害，悲愤交加，只得举家避居花园庄旅店，这个年，没有灯火，只有忧愤与逃亡。 周作人则把新年活成了浙东风俗的活化石。 他在《鲁迅的故家》、《岁时琐记》里，一字一句记下绍兴年俗：腊月廿三送灶，必供麦芽糖，黏住灶神的嘴，以求“上天言好事”；除夕分岁，家中摆九碗供菜，外加年糕粽子，火锅吱吱作响时，全家行礼辞岁；年夜饭必有油煎年糕，蘸乌盐糖，甜糯咸香，是他一生念及的滋味。 周作人生性闲适，不喜热闹，过年只与家人小聚，温一壶黄酒，就着酱鸭、醉蟹浅酌，饭后不打牌、不看戏，只在灯下翻闲书，记几笔岁时杂感。 即便后来客居北平，他仍照着绍兴旧俗备年，一碗年糕、一碟腌菜，便算守岁。 老舍的新年，是地地道道的老北平味儿。 他在《北京的春节》里写的每一笔，都是亲身经历：孩子们盼着杂拌儿，核桃、柿饼、红枣，装在瓷碟里甜到心头；初一逛庙会，看花灯、听大戏，热闹得接地气。 抗战时期避居重庆，北平时日的繁华成了奢望，陋室里无饺子、无鞭炮，只有一碗糙米饭、几样小菜，与家人围坐便算过年。 他依旧笑着写文，说“年不分贫富，团圆便是好年”。 沈从文的新年，总裹着一层漂泊的乡愁。 少年时在湘西凤凰，过年是边城最盛的热闹，他跟着族人跑遍街巷，看尽故乡的年俗，后来北上北平，蜗居窄小胡同，湘西的热闹成了远方的念想。 北平的新年清冷，无龙灯、无山歌，只有胡同里零星的爆竹声，除夕夜里，他与张兆和相对而坐，煮一锅白粥，就着咸菜，便是年夜饭。 西南联大时期住在昆明，战火纷飞，年更清苦，跑警报成了常态，只能与三五同窗在陋室小聚，煮一锅汽锅鸡，蒸几块饵块，谈论文学聊以慰藉。 他在给张兆和的信里写：“新年无他，唯念故乡灯火，念家中亲人。” 梁实秋的新年，是北平文人的精致与乡愁。 他记北平年俗，从腊八粥开始，红枣、莲子、桂圆、白果，熬得稠糯绵密；祭灶用关东糖，甜而不腻，是童年最盼的滋味；除夕年夜饭必吃春饼，薄饼卷葱丝、黄瓜、酱肉，咬一口满嘴鲜香。 他过年必备南味糕点、北平酱菜，给晚辈的压岁钱用红纸包得郑重。 后来赴台，故土难归，但越是如此，新年里越会照着北平旧俗，能有的尽量有。 胡适的新年，曾是忙碌的。 1934年胡适的除夕堪称民国文人的“赶场典范”，中午连赴欧美同学会两场饭局，一面为友人饯行，一面与同仁小聚，晚间又赶赴美国使馆赴宴，回到北平家中时已近深夜，亲友正围坐打牌守岁，他盛情难却，强撑困意陪玩四圈，才告罪回房安睡，屋外的笑闹声直至天明，他却酣然入梦，全无半分名士的骄矜。 他一生重情重义，年关从不避难事，1937年新亚图书馆因欠款濒临停业，他得知后当即奔走，托银行友人斡旋，亲自垫付款项，只为让书局同仁能安稳过年。 旅居美国时，除夕无中式烟火，他便约集华人学者小聚，煮一锅中餐，写一叠贺年信，给国内的母亲与友人报平安，给子侄辈包好压岁钱，即便远隔重洋，也把中式年俗的温情守得一丝不苟。 郁达夫的新年，是江南文人的漂泊感伤。 他辗转杭州、上海、福州，新年里多是独酌。 杭州除夕，他游西湖、看残雪，写下“一年容易又除夕，独对残灯忆故乡”的诗句，年夜饭一人浅酌黄酒，就着小菜，心里念着故土，念着漂泊的身世。 梁漱溟的新年，无半分浮华，唯有本心与担当。 他一生投身乡村建设与家国求索，新年从无应酬排场，只守着简朴与自省。 在山东邹平主持乡村建设研究院时，每逢除夕，他不摆宴席、不请名流，只与研究院的师生、当地村民围坐一处，桌上是粗粮素菜、家常面食，无美酒珍馐，却满是赤诚。 除夕之夜，他不打牌、不听戏，要么静坐澄心，梳理一年的学思与践行，要么给晚辈讲立身之道、家国理想，叮嘱他们“过年不止守岁，更要守心”。 抗战时期辗转西南，新年更是清苦至极，陋室无灯，便就着烛光读书，无新衣新食，便与家人分食粗茶淡饭。他从不给晚辈金银压岁钱，只亲手写下“崇德、务实、笃行”等字句，以笔墨传家风，以修身度新年。 在他眼里，年关是自省的关口，团圆是精神的契合，而非物质的堆砌，这份清简与坚守，让他的新年，成了民国文人里最独特的儒者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