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军长刘万春接到通知到北京参加会议，刚下车就看到几名全副武装的警卫战士向他走来，带头的战士说：“你被捕了。” 那年的北京刚褪去秋老虎的燥热，前门火车站的人流里还夹杂着南下的商贩和北上的干部，刘万春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军装，肩上的肩章还留着起义后部队整编的痕迹。他刚从绥远驻地出发时，心里满是期待——解放后他作为起义将领被任命为解放军某军军长，这次进京开会，本以为是讨论部队整编和边防建设的事，怎么也没想到，双脚刚踏上站台的青石板，就迎来这样一句冰冷的宣告。 警卫战士的枪口没有对准他，但严肃的神情里没有丝毫通融。刘万春愣在原地，手里的公文包“啪”地掉在地上，里面的会议通知和部队花名册散了一地。他想质问，想辩解，可话到嘴边却被喉咙里的哽咽堵住。周围的旅客纷纷避让，有人好奇张望，有人低声议论，那些目光像针一样扎在他身上，让这位征战半生的军人第一次感到无地自容。 没人知道，刘万春的内心早已在愧疚与侥幸中挣扎了半年。他原本是国民党绥远守军的中将师长，1949年9月，在傅作义的动员下，他跟着董其武一起宣布起义，接受解放军的改编。起义时，他对着党旗宣誓，承诺会忠于人民，忠于新生的共和国。可暗地里，他却没舍得切断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联系——起义前，军统特务曾找到他，许诺只要他暗中保留实力，等待“反攻大陆”，就会给他晋升上将，还会把他留在台湾的家人送回大陆。 这份虚无的承诺，成了他心中的魔咒。起义后，他表面上积极配合部队整编，暗地里却偷偷给旧部通风报信，让一些顽固分子藏匿武器，甚至多次向台湾发送绥远地区的军事部署情报。他总觉得自己做得隐蔽，没人会发现，却忘了新生政权的肃反工作早已布下天罗地网。 警卫战士捡起地上的公文包，将他押上一辆军用吉普车。车窗外，天安门广场的红旗迎风招展，街道上的百姓脸上洋溢着解放后的喜悦，这些景象让刘万春的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自己年轻时投身军旅，本是想保家卫国，可后来却跟着国民党打内战，手上沾过同胞的鲜血；起义后获得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却又因为一己私欲，走上了背叛的道路。 审讯室里的灯光很亮，桌上摆着他与特务联系的电报底稿、藏匿武器的清单，还有几名被他策反的旧部的供词。证据确凿，刘万春再也无法抵赖。他低着头，声音沙哑地交代了所有罪行：“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更对不起那些跟着我起义、真心想为国家做事的士兵。” 其实，组织早就掌握了他的异常举动。起义后，绥远军区的保卫部门就发现，有不明电台信号在刘万春的驻地附近频繁出现，一些被整编的旧部也反映，刘万春时常私下召见他们，说一些“反攻有望”的话。为了不打草惊蛇，保卫部门一直暗中调查，直到收集到完整的证据，才借着这次进京开会的机会，将他依法逮捕。 刘万春的案例，成了建国初期肃反工作的典型。当时，全国还有不少像他这样的起义将领或旧政权人员，心存侥幸，暗中与反革命势力勾结。新生的共和国面临着内忧外患，只有坚决清除这些隐藏在内部的“定时炸弹”，才能巩固政权，保护人民的胜利果实。 后来，经过法院审理，刘万春因反革命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在狱中，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一生，写下了几万字的忏悔书。他在忏悔书中写道：“背叛的代价，是失去自由，失去尊严，更失去了弥补过错的机会。” 这句话，也成了对所有手握权力却心存杂念者的警示。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容不得半点投机取巧。无论是战功赫赫的将军，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一旦触碰了背叛国家、危害人民的红线，就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新生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对正义的坚守，更离不开对背叛的零容忍。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