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南京。保密局的特务已经把上万名共产党员的处决名单划好了红叉，就等一声令下。结果，一个自己人，把这事给搅黄了。 那年的南京春天来得迟，秦淮河畔的柳条刚抽芽，城里却被白色恐怖裹得密不透风。保密局南京站的地下室里，几盏昏黄的油灯下，特务们正对着厚厚的名单核对姓名，红铅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像索命的符咒。这份名单上，既有潜伏在国民党军政系统的地下党员，也有参与学运、工运的进步人士，足足上万余人，都是特务们借着“清剿匪谍”的名义，挨个排查、秘密抓捕而来。毛人凤从重庆发来密电，要求4月20日前完成“最终处理”，绝不能让这些人活到解放军渡江。 没人知道，保密局译电科的科员周一凡，就是潜伏在敌人心脏里的地下党员。他表面上是循规蹈矩的技术人员，每天埋头处理电报，实则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周一凡1946年受中共南京市委派遣卧底，凭借过硬的业务能力站稳脚跟，三年来默默传递了无数关键情报。这次上万名同志的性命悬于一线，他比谁都清楚，一旦名单上的红叉变成枪声，将会是多大的牺牲。 4月15日深夜，机会终于来了。负责保管处决名单的特务头子喝得酩酊大醉，把钥匙忘在了办公桌上。周一凡借着加班译电的名义，悄悄溜进保密室。文件柜的锁锈迹斑斑，他手抖得厉害，既要担心被巡逻的特务发现，又要尽快找到名单。指尖触到那份沉甸甸的文件夹时，他的手心全是冷汗——名单按军警、学界、商界分类，每个名字后面都标注着关押地点和“处决优先级”，红叉密密麻麻，触目惊心。 他没敢直接带走名单，那样太容易暴露。借着油灯的微光，他飞快地用提前准备好的薄纸拓印关键信息，关押地点、主要联系人、处决时间节点，这些都是营救的核心。拓到第三页时，走廊里传来脚步声，他猛地合上文件柜，假装整理译电稿，心脏差点跳出胸腔。特务只是随口问了句“还没下班”，他强装镇定应答，直到对方走远，后背已经被冷汗浸透。 凌晨三点，周一凡趁着换岗的间隙，把拓印的情报藏在油条里，送到了约定好的接头地点——复成新村10号的秘密据点。这里是中共南京市委的隐蔽办公处，市委书记陈修良正带着同志们制定迎接解放的计划，看到情报后，所有人的脸色都凝重起来。“必须在4月20日前完成转移，晚了就来不及了！”陈修良当机立断，立刻启动紧急撤离方案，地下党的情报、策反、交通三个委员会同时行动。 那时的南京城，特务遍布街头巷尾，每座桥、每个渡口都有岗哨盘查。地下党早已开辟了十条交通线，从南京通往苏北、皖西等解放区。周一凡提供的情报精准到每个关押点的守卫换班时间，这让营救行动少走了许多弯路。在中央军人监狱，地下党员假扮成送粮的民夫，趁着守卫交接时，悄悄给牢里的同志传递了越狱路线；在国立中央大学，学委的同志拿着用电影说明书暗号标注的名单，连夜通知暴露的学生党员转移；在国民党海军司令部，被策反的军官偷偷开具通行证，帮助潜伏的同志混出城门。 最惊险的一次，是营救关押在宁海路19号看守所的20多名地下党员。特务已经架好了机枪，就等天亮行刑。交通员冯乐耘带着两名工人自卫队员，趁着暴雨夜摸到看守所后墙，用钢钎凿开一个洞。雨声掩盖了动静，他们一个个接应同志撤离，刚跑出没多远，就听到身后传来枪声——特务发现人跑了，气急败坏地扫射。有位年轻的女党员腿被流弹擦伤，却咬着牙没出声，硬是跟着队伍跑了十几里路，直到安全抵达解放区。 周一凡在传递情报后，并没有立刻撤离。他知道特务发现名单泄露后一定会大肆搜捕，自己留下还能继续迷惑敌人，为转移争取时间。果然，第二天一早，保密局就炸开了锅，特务头子把所有人召集起来盘问，甚至动了刑。周一凡始终沉着应对，借着译电科的特殊身份，反而把怀疑引到了几个有贪腐劣迹的特务身上，成功掩护了自己。直到4月22日，解放军逼近南京城郊，他才趁着混乱，跟着逃难的人群撤出城区，与接应的同志汇合。 那些天里，南京城上演着一场与时间赛跑的营救。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大街小巷，有的乔装成商贩，有的扮成军警家属，把一批又一批同志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据后来统计，仅在4月15日到23日南京解放的八天里，就有近八千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通过地下党开辟的交通线成功转移，原本的处决名单最终成了一张废纸。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周一凡冒死送出的那份情报。 有人问过周一凡，当时怕不怕？他只是笑着说：“看到同志们安全撤离，看到解放军进城时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就知道所有冒险都值得。”其实在卧底的三年里，他不止一次面临暴露的风险，也曾亲眼看到战友被特务逮捕、牺牲，但他从未动摇过。就像中共南京市委书记陈修良说的，在这座虎穴般的城市里，每个地下党员都是一颗螺丝钉，只要拧在关键位置，就能撬动胜利的天平。 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战士将红旗插上总统府的楼顶，南京宣告解放。那些被营救的同志，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