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的一天，一个名叫黄有的战士不幸被日军俘虏，就在鬼子举起刺刀，准备将他杀害的时候，黄有突然站了起来，对着日军说：“别杀我！我还不想死！我愿意带你们去找抗联基地，换取活命的机会！” 鬼子军官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那种猫捉到老鼠后并不急于吃掉，而是想玩弄一番的狞笑。他上下打量着黄有：破旧的棉袄，消瘦的脸颊，眼神里满是惊恐，一副标准“抗联胡子”的模样。 这种人贪生怕死，临阵变节，太常见了。“你的，知道杨靖宇在哪里？”军官用生硬的中国话问道。黄有忙不迭地点头，嘴唇哆嗦着：“知道，知道！长官，我给你们带路，只要饶我一命！” 就这样，黄有“叛变”了。日军给了他一点干粮，还让他喝了口水，然后就用枪顶着他的后背，让他走在前头带路。队伍重新钻进林海雪原，那是1937年的冬天，东北的深山老林，积雪能没到膝盖。 黄有走得很慢，时不时停下来辨认方向，嘴里念叨着：“应该就在这附近……我记得有个密营……”日军跟在他身后，在齐膝深的雪里跋涉，越来越不耐烦，刺刀的寒光好几次都快戳到黄有的脊梁骨。 没人知道黄有那一刻的真实想法。恐惧？一定有。求生的本能压倒了一切。但除了恐惧，是不是还有别的？黄有是黑龙江宾县人，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才投了抗联。他没读过书，不懂什么大道理，就知道鬼子占了家乡，烧杀抢掠，不把人当人。 跟着杨靖宇司令打鬼子，虽然苦，虽然随时会死，但活得像个“人”。现在，他成了自己最鄙视的那种人——叛徒。每往前走一步，这种念头就像鞭子一样抽打着他。 他带着日军在山里转悠。第一天，说营地就在前面山谷。走到山谷，除了皑皑白雪和枯树，什么都没有。他拍着脑袋，一副懊恼记错的样子：“长官，可能是我饿昏了头，记岔了，应该在另一个山头！”日军军官勃然大怒，用枪托狠狠砸了他的肩膀。 黄有蜷缩在雪地里，疼得直抽冷气，嘴里还在不停讨饶。第二天，他又指了一条路。这次走了大半天，来到一处悬崖边，下面就是奔腾的河水，根本没有路。日军的怀疑达到了顶点，军官的军刀已经抽出了一半。黄有扑通跪在雪地里，涕泪横流，赌咒发誓说最后一次，肯定能找到。 他究竟在干什么？是在拖延时间，期待出现转机？还是真的吓破了胆，记忆混乱？又或者，一个更可怕的念头在他心底滋长——既然活不了，那就多拉几个垫背的。密林深处，除了抗联的密营，还有什么能吸引大队日军深入险境？也许是绝地，也许是……陷阱。 第三天，黄有把日军带到了一片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林间空地。他指着几处被雪半掩的、类似地窨子入口的痕迹，声音带着谄媚：“长官，就是这里！下面就是他们的仓库！”日军将信将疑，一部分人围住“入口”，一部分人警戒。 军官命令黄有：“你的，下去看看！”黄有挪到那个黑黢黢的洞口前，动作很慢。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日军，那一张张被寒风冻得通红、写满残忍和轻蔑的脸。然后，他转过身，没有钻洞，而是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林子深处，发出了一声凄厉至极、穿透雪原的嘶喊：“小鬼子来啦——！！快跑——！！！” 喊声未落，枪响了。不是一声，是日军惊慌之下好几支枪同时开火。黄有的身体猛地一颤，向前扑倒在雪地里，鲜血瞬间染红了一大片白雪，像雪地里绽开了一朵诡异的花。 几乎就在他倒下的同时，四面八方响起了爆豆般的枪声！埋伏在这里已久的抗联战士开火了。原来，这里根本不是什么仓库入口，而是抗联一支小部队预设的伏击圈！黄有之前所有的“带路”、“认错”，都是在一点一点，把这股骄横的日军引入这个死亡之地。 日军猝不及防，在林间空地上成了活靶子，死伤惨重，残部仓皇逃窜。战斗很快结束。战友们从埋伏点冲出来，打扫战场。 他们找到了黄有的遗体。那个被他们暗中痛骂了三天“软骨头”、“叛徒”的战友，静静地趴在雪地上，脸上似乎还带着喊出那一嗓子时决绝的神情。他的“带路”，每一步都是精心计算的；他的“恐惧”，每一个表情都是演给鬼子看的戏。他用最屈辱的方式，扮演了最忠诚的角色。 杨靖宇司令后来听说了这件事，沉默了很久。他没有评价黄有的行为是对是错，只是在一次队伍休整时，对周围的人说：“在这片林子里，死，有时候比活着容易。但选择怎么个死法，不容易。”黄有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甚至可能至死都被一部分不明真相的战友唾弃。 但他用生命完成了一次最极致的欺骗，把敌人引进了坟墓，也把自己钉在了抗联历史的无名丰碑上。他不是典型的英雄，他的故事充满了人性的挣扎、懦弱与最后时刻超越生死的爆发。这种复杂和真实，恰恰是那段艰苦卓绝岁月里，无数平凡抗联战士的缩影。 那么，当我们如今回望历史，该如何看待黄有最初那句“别杀我”？那是人性弱点可耻的暴露，还是一个更大牺牲悲壮的开始？在民族存亡的绝境中，英雄的标准是否只有“宁死不屈”这一把尺子？黄有用最曲折的方式，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