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泥瓦匠张复生娶了城里的女知青，晚上睡觉他发现妻子的腰变粗了。他以为妻子得了肿瘤，要带她去医院，谁知妻子是怀孕了。而得知妻子怀孕的他不仅大发雷霆，还要她改嫁他人。 张复生那火，不是一下子冒起来的。他蹲在自家门槛上，闷着头抽了一整夜的“经济”烟，烟屁股扔了一地。妻子叫周晓芸，缩在里屋床上，哭都不敢大声，肩膀一耸一耸的。张复生不是气她有孩子，是怕，怕得心尖都在打颤。这祸，闯得太大了。 周晓芸是去年秋天分到他们大队的知青。城里来的姑娘，皮肤白，说话细声细气，干农活根本吃不消。张复生是生产队里手艺最好的泥瓦匠，为人老实，三十出头了还没成家。队长看他光棍一条，周晓芸又体弱，干脆作主，把照顾知青的“政治任务”和解决大龄青年问题合一块儿，撮合了他们。结婚报告递上去，公社盖了章，这事就算成了。对周晓芸来说，这婚姻有多少感情成分？难说。更多是找个依靠，在这举目无亲的乡下能活下去。张复生明白，所以他对晓芸好，是那种小心翼翼的、带着感激的好。他觉着，自己能娶个有文化的城里姑娘，是祖坟冒了青烟。 问题就出在“有文化”上。张复生只念过两年扫盲班，晓芸是正经高中生。这差距平时不显，一到关键事上就露馅了。晓芸腰身变化有段日子了，她自己心里跟明镜似的，又慌又乱，更不敢说。张复生天天早出晚归给人砌灶台、补房顶，满身泥灰，累得倒头就睡，起初真没留意。直到那晚，他手无意间碰到晓芸的肚子，硬邦邦的，心里“咯噔”一下。他第一个念头不是怀孕，是病，是重病！他娘就是肚子鼓起来，没多久人就没了的。他吓得一骨碌坐起来，声音都变了调：“明天！明天就上县医院！咱砸锅卖铁也给你治！” 晓芸知道瞒不住了，蚊子似的哼了一句：“不是病……是……有了。”张复生愣在黑暗里，脑子转不过弯。“有了？有啥了？”好几秒，他才猛地明白过来。明白过来的瞬间，一股凉气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怀孕？这怎么可能？！他们结婚这半年，同房的次数屈指可数，而且每次他都用了公社卫生所发的那个东西。怎么还会怀上？紧接着，一个更可怕的念头炸得他头皮发麻：这要是传出去，别人会怎么想？一个城里来的女知青，刚结婚没多久就显怀了，唾沫星子能淹死人！队里那些长舌妇，肯定会掰着手指头算日子，嘀咕孩子是不是他张复生的。万一来个“作风问题”的调查，他和晓芸这辈子就完了。 所以他那通“大发雷霆”，其实一大半是惊恐的宣泄。他吼，骂自己粗心，更骂这世道的不讲理。“改嫁！”这话冲口而出，是他能想到的最蠢、也可能是唯一能“撇清”的办法。他觉得，晓芸跟了自己这个泥腿子本来就委屈，再背上这种不明不白的名声，以后在村里根本抬不起头。要是她能“改嫁”给个更合适、更有办法的人，说不定……这想法荒谬又绝望，可当时的张复生，脑子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周晓芸哭了一夜。她听懂了张复生恐惧背后的东西。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发火不是因为嫌弃她，而是用他笨拙的方式，想把她从可能降临的灾难里推出去。天快亮的时候，张复生推门进来，眼睛熬得通红。他哑着嗓子说：“不去医院了。明天我去找赤脚医生老陈，他嘴严。”顿了顿，他又补了一句，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孩子生下来，我养。就说……就说我算错日子了。” 这个决定，让张复生此后几个月活得像个地下工作者。他加倍卖力地干活，悄悄攒鸡蛋、换红糖。对外，他装傻，有人开玩笑问“媳妇是不是有了”，他就憨笑：“吃胖了，吃胖了。”对内，他细心照顾晓芸，却从不主动提孩子的事，仿佛那是个需要小心绕开的秘密。周晓芸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张复生的焦虑也一天天加深，但他再没提过“改嫁”两个字。他认了，不管这孩子带来的是一份喜悦，还是一道终生需要背负的枷锁，他都得扛着。因为他娶了她，因为她是他的妻子。 孩子最终在来年春天出生，是个女儿。生产还算顺利。看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脸，张复生伸出粗糙的手指，想摸又不敢摸。晓芸虚弱地问：“像谁？”张复生看了好久，憋出一句：“像你，好看。”那一刻，所有的恐惧、算计和屈辱，似乎都被这个新生命嘹亮的啼哭冲淡了一些。日子还得过，在流言蜚语和小心翼翼中，一天天地过。 回过头看，这场风波里没有坏人，只有两个被时代和境遇推到一起的普通人。他们的婚姻始于一场粗糙的“安排”，他们的感情在巨大的恐慌和本能的担当中缓慢萌芽。张复生最初的愤怒与“抛弃”，并非无情，恰恰是一个底层男性在感受到制度与舆论的庞大压力时，最无措也最真实的反应。而最终的选择“我养”，则是责任对恐惧的胜利。那个特殊年代，许多婚姻的真相就是这样，爱情是奢侈品，活下去、扛下去，才是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现实。 那么，当我们评判一段历史中的婚姻时，是否应该放下现代浪漫爱情的滤镜，去体察那种在逼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混杂着恐惧、责任与温情的联结？张复生和周晓芸的故事，或许能让我们看到，在宏大的历史叙事背面，普通人情感的复杂与坚韧。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