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爆发，被关在深山的张学良却毫不知情。他还在后院喂鸡种菜，根本不知道，看管他的特务头子刘乙光已接到密令：一旦局势失控，可以就地将他“解决”掉。 故事要从1946年11月说起。一架飞机从重庆飞到台北，张学良和赵一荻（赵四小姐）被人从飞机上带下来，第二天就被送进了新竹五峰乡的深山里。 这地方叫“井上温泉”，以前是日本人开的温泉疗养所，周围都是高山族的地盘，路不好走，几乎与世隔绝。 他们住的是一栋日本式的木头房子，条件差得不行。屋里没电，一到晚上就点煤油灯，灯光昏黄，照着两个人的影子。 日子过得清苦，但保密局每月会拨一笔经费，吃饭是没问题的。为了打发时间，张学良在院子里开了块地，自己种菜，还养了鸡和鸭。 他甚至自己动手，修了个硬地网球场，闲下来就拉着赵四小姐打几拍。 赵四小姐呢，就学着缝衣服，操持家务，把这个不像家的地方，尽量弄得有点人味儿。张学良没事就去钓鱼、泡温泉，日子一天天过，像是被世界忘了。 看管他的人可没忘，一个特务队天天盯着，队长叫刘乙光，是军统的人。外面还有一个宪兵连接着班，半年一换，把他住的地方围得跟铁桶一样。 能看到的报纸，只有国民党那几份，还都是过期的。蒋介石给他下了个命令，让他好好读明史，大概是想让他从历史里“反省”自己。 这种日子，是个人都会憋出病来。1947年10月，老朋友张治中来看他，张学良抓住了机会，托他给蒋介石带话，希望能恢复自由。 他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觉得自己毕竟是为了抗日才搞的“西安事变”。 可他想简单了。话是带到了，但蒋介石听了之后，非但没松口，反而下了死命令，让他跟外界的接触要管得更严。 张学良心里那点希望的火苗，一下子就被掐灭了。 他这才明白，自己这辈子，可能就要交代在这孤岛上了。 时间一晃到了1949年，大陆那边局势大变，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上面怕出乱子，急急忙忙把张学良从新竹转移到了高雄的寿山要塞，那地方其实就是个兵营。 他在兵营里住了一年，后来又因为怕高雄挨炸，竟然又把他送回了新竹那个深山老林里。 直到1957年10月，一纸命令下来，让他搬去高雄西子湾。这次的住处阔气多了，是栋漂亮的小白楼，张学良自己都说，这是他二十多年来住过最舒服的地方。 但舒服是舒服，自由还是没有。那栋被他称为“小白宫”的漂亮房子，院子四周悄悄拉上了电网，一到晚上，连院门都不能出。 精神上的折磨，比物质上的贫乏更要命。大概在1956年前后，蒋介石又想起了他，派人传话，让他写一份《西安事变反省录》。 这件事对张学良的刺激极大，他本以为自己是为国为民，现在却要被迫承认自己“有罪”。 据说，他在写这份东西的时候，情绪好几次失控，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谁也不见。那份所谓的“反省录”，字字句句都像刀子，割在他的心上。 大概在1960年左右，张学良又搬家了，这次是搬到了台北的北投。 蒋经国亲自安排，宋美龄也从中关心，最后让他自己掏钱，在北投复兴岗买了块地，盖了栋房子。这是他在台湾最后的居所，一住就是几十年。 1959年，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说是要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听起来像是要放他自由了，可事情根本没那么简单。 所谓的“解除管束”，不过是换了个说法。他北投的家，外面设了好几道警戒线，特务和宪兵照样站岗。 白天活动范围不能超过家门口200米，天一黑就得回家，不准出门。想出去见个朋友，得提前打报告，批准了，后面还跟着一堆人。 这算哪门子的自由？不过是把笼子稍微扩大了一点点。 好在，到了台北，日子总算有了一点点变化。他和蒋经国的私人关系处得还不错，社交圈子也放宽了一点。 他可以和张群、张大千这些老朋友见见面，喝喝茶。家里人也能来看他了，他的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张闾蘅，就经常来探望伯父，给他带点外面的消息。 漫长的幽禁岁月里，一直陪在他身边的，是赵四小姐。两个人从大陆到台湾，从深山到海边，相濡以沫。 1964年，在朋友们的见证下，他们在台北正式举行了基督教婚礼。 此时的张学良已经64岁，赵一荻也53岁了，这场迟到了几十年的婚礼，算是给了她一个名分，也给了这段苦难爱情一个交代。 就这样，从1946年到1990年，四十多年的光阴，从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帅，熬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他的一生，被牢牢地困在了这座岛上。他拥有基本的物质保障，甚至偶尔还有优待，但他失去的，是普通人最不稀罕的自由，和一个正常人该有的一辈子。 最后，当他终于在九十高龄重获自由时，东北的故乡早已物是人非，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岁月，也只留在了旧照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