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92年7月，邓颖超因病离世。谁知，邓颖超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李鹏”二字，这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1992年7月10日晚8点，北京医院的特护病房里，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监护仪上的绿色波纹正在变得散乱，秘书赵炜手里攥着两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那是早就备好的后事清单，房间里没有任何多余的声音，只有弥留之际的老人沉重而缓慢的呼吸声。 这时候，李鹏的身影出现在了病房门口。 病床上的邓颖超，生命体征已经进入了极其不稳定的倒计时阶段，早在前一天中午，她就曾清醒地对赵炜说了一句“同你见最后一面”，仿佛精准预判了自己的终点。 此刻，看着匆匆赶来的李鹏，这位虚弱到连呼吸都费力的老人，突然调动起全身最后一点能量，喉咙里发出浑浊却又清晰的两个音节：“李鹏”。 这是她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几个小时后的7月11日，88岁的邓颖超心脏停止了跳动。 那个夜晚，很多人把这声呼唤解读为母子情深的临终呢喃，这当然没错，但如果你翻开李鹏的回忆录，会发现他近乎执拗地在字里行间画了一条界线：他反复强调自己并非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养子”，而是“老同志与烈士后代的关系”。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生分，甚至带着一种政治辞令的冰冷，但当你把时间轴拉长，看懂了这两个人的一生，你才会明白，这种“政治血缘”比世俗的“传宗接代”要沉重得多，也崇高得多。 邓颖超这辈子是有过做母亲的机会的。年轻时为了革命工作，她打掉过第一胎。后来好不容易生下第二胎，孩子却夭折了。这两次重创，让她彻底失去了在这个世界上留下自己血脉的可能。 而李鹏呢？他的父亲李硕勋是红军的高级将领，因为叛徒出卖，早早就牺牲在了国民党的屠刀下。 一个失去了孩子的母亲，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这两个残缺的生命拼图，在1939年的战火中严丝合缝地扣在了一起，那一年，11岁的李鹏——当时还叫“兰兰”——在成都遭遇日军轰炸。 当邓颖超在废墟旁看到头上缠着厚厚纱布的李鹏时，眼泪唰地一下就下来了，她一把抱住这个孩子，那一声带着颤音的“兰兰”，瞬间填补了两人生命中的巨大空洞。 这不是普通的收养，这是一份对牺牲战友的“生死契约”。 在重庆周公馆的日子里，邓颖超对李鹏的照料，细致到了甚至有点琐碎的程度，她手把手教李鹏写毛笔字，墨汁洒了也不恼，只是轻声说“写字如做人，心要稳”。 这种守护，甚至在二十年后完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闭环。 1959年，李鹏的妻子朱琳在北京难产，情况危急，这时候的邓颖超，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但她为了保住李家这条根，硬是拖着病体，亲自去敲开了妇产科泰斗林巧稚的家门。 要知道，那时候林巧稚刚做完大手术，正在休养，邓颖超没用总理夫人的架子压人，而是用几乎恳求的语气说：“这是烈士的后代，请您务必帮帮忙。” 后来李小鹏平安降生，邓颖超送去的那碗红枣鸡蛋羹，和1940年李鹏去延安前她连夜纳的那双“千层底布鞋”，在时空中形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 那双布鞋，她怕孩子嫌针脚粗。这碗蛋羹，她怕孩子尝不到甜，从保全李鹏的命，到保全李鹏后代的命，她替死去的战友李硕勋，把这份责任扛到了底。 所以，当周恩来在延安对李鹏说出那句“要像你父亲那样挺直腰杆走路”时，这就不再是一句简单的长辈寄语，而是一种政治信仰的交接，这句话，后来成了李鹏一辈子的精神灯塔。 回到1992那个令人窒息的夏夜。 当邓颖超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念出“李鹏”二字时，她看到的或许不仅仅是床边那个两鬓斑白的国务院总理，而是1939年那个头上缠着纱布的少年兰兰，更是1931年慷慨就义的战友李硕勋。 这一声呼唤，不是在那张写满葬礼安排的纸上签字，而是她在向历史递交最后一份答卷： 你看，你留下的孩子，我们把他养大了，腰杆挺得很直，没给你丢脸。 信息来源：中国质量新闻网2013.1.14邓颖超的最后人生：临终前叫"李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