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9月，大批解放军战士被蒋军俘虏，但解放军战士显然不服气。他们的武器装备被收缴，并被要求站列成队。因为解放军在大同、集宁一线战败，他们才被蒋军俘虏。虽然，他们丝毫不畏惧，但他们的命运却从此攥在了蒋军的手中。 1946年夏末，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集结大同外围，目的是清除阎锡山在晋北的残余力量。这场战役从7月底拉开帷幕，先是攻克怀仁和应县等外围据点，逐步逼近大同城郊。解放军部队当时总兵力接近20万，国民党守军包括阎锡山部和傅作义部，总计约10万。8月中旬，攻城战从东南西三面发起，炮火密集轰击城墙，但国民党守军依托坚固工事顽强抵抗，导致解放军伤亡逐渐增加。傅作义则从绥远调集部队北上，采用围魏救赵策略，直扑集宁。集宁守军兵力不足，面对多路夹击，阵地迅速失守。9月初，集宁陷落，大同围困随之解除，解放军被迫撤退。在撤退过程中，许多部队被国民党军分割包围，追击部队逼迫幸存者投降。被俘战士人数众多，据国民党战报宣称俘获上万。国民党军虽有不准虐待俘虏的命令，但实际执行中往往忽视基本供给需求，导致后续问题频发。这场战役持续一个半月，解放军虽歼灭国民党军部分兵力，但未能有效阻挡援军到来。 战役失利的原因涉及多方面因素。中共中央当时军事方针正从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解放军经验相对不足。傅作义部队以少敌多，战术灵活机动，解放军打援计划未能奏效。集宁战斗中，解放军包围傅作义部三个师，歼敌约5000人，但后续转兵西进时机延误。结果，大同围攻失败，集宁丢失。解放军伤亡超过2万，另有大量被俘。晋察冀和晋绥两区兵力由此减损，战略上陷入被动。国民党借此机会宣传胜利，实际暴露了双方实力对比的复杂性。被俘战士被分散关押到国民党设立的收容所，这些场所往往管理混乱，供给不足。押解过程中，队伍穿越荒野，到达营地后关入围栏。国民党军内部规定虽禁止虐待，但执行松散，导致俘虏面临饥饿和疾病威胁。类似事件在其他战场也有延续，国民党溃退前加剧对俘虏的处置。 傅作义作为国民党将领，在这场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他1895年生于山西荣河，早年进入保定军校，毕业后加入阎锡山部队，逐步升迁。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转战绥远。抗日时期指挥长城内外作战，获青天白日勋章。1946年，他指挥华北部队，包括大同集宁一线行动。阎锡山1883年生于山西五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员，回国后组织太原起义，成为山西军政首脑。抗日战争中与傅作义合作守山西。1946年，他的部队在大同坚守，依赖傅部增援。这两人合作主导晋北防御。战役后，被俘战士命运落入国民党掌控。1947年孟良崮战役，整编74师覆灭，国民党军对先前俘获人员泄愤，许多被枪决或弃置。次年济南战役，部分被俘侦察干部遭电刑致死。苏中战役中，被俘地方干部多被活埋，国民党士兵掩埋后灭迹。 豫北集中营是典型例子，俘虏每天只发两顿霉变杂粮粥，死亡率高达23%。营地条件恶劣，饥饿和疾病导致大批人员倒下。国民党虽有扶助政策，但对解放军俘虏区别对待。1949年川东事件，国民党将数百游击队员定为政治犯，秘密处决127人，包括活埋和用镪水毁尸。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在歌乐山集中营屠杀革命志士，300余人遇害，包括江竹筠等。整个解放战争，国民党俘虏政策形同虚设，导致无数惨剧。战争不只关乎胜败，还涉及人性底线。国民党对待俘虏的做法，反映了当时政权的残酷一面。解放军战士被俘后，坚持原则，没有投降泄密。战役失利虽造成被动，但后期解放军转入反攻，逐步扭转局面。豫北营地管理混乱，俘虏挤在潮湿棚子，卫兵拉出审问后往往消失。死亡率高，许多因营养不良肿胀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