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上海一女子私吞92万公款，逃亡泰国时还怀有身孕，嫁给泰国一残疾男子，警方苦苦追捕了15年，当找到她的时候，眼前的状况，却让办案的民警彻底不知道如何是好。 2015年深秋，乌隆府的稻田还泛着青，专案组推开那扇铁皮门的时候，没人说话。 屋里的景象让所有人愣住了——瘫痪的男人躺在床上，褥疮已经溃烂，几个孩子缩在角落，皮肤上全是皮疹。墙角堆着农具，灰白的照片贴在斑驳的墙面上，旁边压着一封信，邮票贴好了，却从没寄出去过。 他们追了十五年的人，已经死了九年。 故事要从2000年10月26日说起。那天上海的天气不算冷，顾震芳跟丈夫柳俊才说去医院拿产检报告，转身却直奔虹桥机场。她买的是单程票，揣着最后15万现金，挺着七个月的肚子，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 警察堵在码头，堵在机场，愣是没堵住一个孕妇。 她年届三十有余，身为海事处的出纳，日子原本过得颇为优渥。在平常时光里，举手投足之间尽显从容，生活算得上有滋有味。没人知道她什么时候染上的赌瘾，只知道窟窿越补越大，父母的棺材本掏空了，亲戚朋友借遍了，最后她把手伸向了单位账户。92万，那个年代，够在上海买两套商品房。 泰国的日子远没有想象中好过。语言不通，签证过期，打工被克扣工资，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一位身为黑户的孕妇，漂泊异国，处境维艰。她连一顿饱饭都难以奢求，在陌生之地饱尝生活的辛酸，孤苦伶仃，令人动容。 就在这时候，盖奥出现了。 他是当地一个残疾男子，车祸后下肢瘫痪，右眼失明，四十多岁还打着光棍。见到这个狼狈的中国女人，他开始往她那儿送吃的，不值几个钱的当地小吃，却实实在在救了她的命。 两个陷入绝境、穷途末路之人，于命运的转角不期而遇，就这样凑在了一处，仿佛是被生活的无奈紧紧捆绑，在黑暗中相互依偎。她渴求身份与庇护，于这纷繁世间寻一处安稳；他则期望有人照料起居，在日常琐碎里觅一份妥帖。二人各有所需，似命运悄然交织。这桩婚姻谈不上浪漫，更像一份生存契约。 孩子生下来了，盖奥没嫌弃，当亲生的养。后来顾震芳又给他生了一个。为了多挣点钱，他拖着残疾的身体又打了一份工。 可日子没半点好转。 2002年，泰国政府识破了她的虚假身份，随即吊销其证件。刹那间，她失去合法身份，彻底沦为黑户，于社会的边缘彷徨无依。2003年金融危机，剩下那点钱投资失败，全打了水漂。一家人挤在发霉的出租屋里，墙角蛀虫乱爬，蚊子嗡嗡作响。最困难的时候，全家一天的伙食费不到4块钱。 泰国社会福利部门的记录显示，这个家庭连续七年领取贫困补助。 当年足以买下两套上海商品房的巨款，最后换来的是比贫困线还低的日子。 2006年，顾震芳陷入了经济困窘的境地，囊中羞涩的她无奈之下，鼓起勇气冒险谋得了一份清洁工的差事。上班第一天，宿舍电热水器漏电，她被电流击倒，没留下一句话，就死在了异国冰冷的地板上。 中国这边，追逃从没停过。2001年案件正式立案侦查。2004年，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2005年，中泰警务合作进一步升级，于曼谷设立联合办案中心，携手打击犯罪。专案组换了三代人，线索断了又接，接了又断。 一个关键突破口的出现，竟与一张入学登记表紧密相连。看似平凡的表格，却成为了打破困局、开启真相之门的重要线索，一切因它而有了新转机。顾震芳为孩子报名时，使用了假名，然而在填写母亲出生年份时，却如实填报。如此一来，假名与真实年份形成一种微妙反差。仅这一处疏漏，便如路标般，将追查的方向明确地引向了乌隆府，看似偶然，却在无形间左右了探寻的轨迹。 可等专案组赶到，等来的只有一张死亡证明。 顾震芳死后，盖奥养不起孩子，翻出她留的电话联系了中国的亲属。柳俊才——那个早已离婚的前夫——悄悄赴泰奔丧，接回了自己的亲生儿子。经DNA比对，死者身份得以确认。这起案件，最终以“犯罪嫌疑人死亡”这简短的七个字画上了句号，看似简单的结语，背后却藏着诸多故事。 消息传回上海，两位老人哭得喘不上气。 他们等了十五年，等的不是什么公道，就是想让女儿回来。哪怕坐牢，哪怕还债，人在就行。如今人没了，什么都没了。年迈体弱的他们，连去泰国看一眼女儿坟墓的力气都没有。 那封已贴好邮票的信，宛如一个神秘的匣子，静静尘封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究竟内里写了些什么，自始至终，都未曾有人知晓。也许是忏悔，也许是思念，也许只是一句"我想回家"。 可有些决定一旦做出，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不是因为物理距离，而是因为那个做决定的人，已经把自己推进了不可能回头的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