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文学家姚燧76岁时，和侍奉他沐浴的侍妾发生了关系。第二天，侍妾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 即便在今天看来，这场发生于元代豪门深宅里的博弈，依然让人脊背发凉。 姚燧在元朝文坛和官场都有头有脸。他的祖父姚枢，是辅佐忽必烈定国安邦的名臣，家底和声望都摆在那儿。 姚燧自己文笔极好，写的文章雄浑有力，号称“西汉风”，朝廷的很多诏书、先帝遗诏，还有《世祖实录》，都是他亲手草拟的，官做到了翰林学士承旨，相当于皇帝的机要秘书，是文人能爬到的最高位置之一。 不过姚燧的仕途也不算顺畅，元朝是蒙古人掌权，汉人官员再厉害，也会被排挤。他性格耿直，看到官场腐败就直言进谏，所以三起三落，68岁那年彻底厌倦了，主动辞官回了洛阳老家。 回了老家后，他的日子也不舒心，发妻早死，续娶的妻子和他合不来，子女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很少陪他，偌大的姚府，常常只有他一个人，身边的侍妾，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第二天一早，侍妾伺候姚燧喝茶时，没有半点受宠后的欢喜，反而皱着眉，小心翼翼地跟他说：“您已年迈，倘若我就此身怀有孕，恐怕会被家中怀疑，留个证物给我吧！”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个侍妾太有心计，刚受宠就想着要东西，但其实，她只是太清醒，太懂自己的处境。 这个侍妾父母双亡，无依无靠，是远房叔父送到姚府来的，对她来说，给姚燧做侍妾，只是为了混口饭吃，保住一条命。 在元朝，侍妾的地位极低，连正经的名分都没有，就像是主人家的私有财物，高兴了留着，不高兴了可以随意打骂、发卖。更别说姚燧已经76岁，随时可能离世，一旦姚燧不在了，她在姚家就没了靠山。 而且姚家是大家族，子孙众多，个个都盯着家产。要是侍妾真的怀了孕，生下孩子，就意味着要分走一部分家产。姚家的人肯定不会甘心，到时候只会一口咬定，孩子不是姚燧的，是她和别人私通怀上的。 到那时候，她百口莫辩，轻则被赶出姚府，流落街头，重则可能被按上“败坏门风”的罪名，被浸猪笼，连性命都保不住。她要的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名分，只是一个能证明孩子身份、能保住自己性命的凭证。 姚燧听了这话，一开始愣了一下，随即就明白了。他在官场摸爬滚打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人心都见过，怎么会不懂侍妾的心思。 他没有呵斥她，也没有敷衍说“有我在，没人敢动你”，因为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时日无多，口头的承诺，在他死后一文不值。他必须给她一个实实在在、别人没法反驳的证物。 姚燧琢磨了半天，既没给钱，也没立遗嘱。给钱没用，他死后，孤儿寡母守不住钱财；立遗嘱也没用，在封建家族里，遗嘱可以被篡改、被否决，尤其是牵扯到子嗣认定，一张纸条根本没用。最后，他选了一个最稳妥的办法——写诗，而且把诗写在了侍妾的贴身小衣上。 他写下的诗是《寄家姬》：“八十年来遇此春，此春过后更无春。纵然不得扶持力，也作坟前拜妇人。”这首诗看着简单，每一句都藏着深意。 第一句明明白白说了，这事发生在他八十岁左右，是他自己的事；第二句是说，这是他最后一次动情，堵死了以后有人冒充、造谣的口子；第三句更是给侍妾撑腰，就算姚家的人不帮衬她，她也是有资格在他坟前祭拜的人，也就是姚家正经的人。 为什么要写在贴身小衣上？因为纸张容易丢、容易被烧掉，而贴身衣物是侍妾最私密的东西，没人能轻易碰到，藏起来最安全。 而且姚燧的书法独一无二，没人能模仿，把诗写在贴身衣物上，本身就是最好的防伪，除了他的枕边人，谁能让他把墨宝题在这种地方？ 后来的事，也印证了侍妾的担心不是多余的。没过几个月，姚燧就病逝了，他一死，姚家就乱了起来。没过多久，侍妾就显怀了，孕吐反应越来越大，这事根本瞒不住，姚家的子孙瞬间炸了锅，个个都质疑她肚子里的孩子是野种，吵着要把她赶出门。 这时候，侍妾拿出了那件绣着诗的贴身小衣。姚家的长辈们都是识货的，一看就知道是姚燧的亲笔，诗里的话字字直白，根本没给他们留任何歪曲的余地。 在古代，长辈的亲笔手书就是最高指令，更何况是姚燧这样有声望的人，他的话，姚家子孙不敢不听。 就这样，侍妾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也保住了肚子里的孩子。孩子生下来后，顺顺利利进了姚家族谱，分到了家产，虽然姚家的人对他们母子依旧冷淡，但再也没人敢欺负、驱赶他们。 这事说穿了，就是封建深宅里，一个底层侍妾的自救，也是一个年迈老人的通透。姚燧一辈子风光，晚年却看透了家族的凉薄、封建礼教的虚伪；侍妾出身卑微，却凭着自己的清醒和勇气，为自己和孩子争来了一条活路。 没有什么风花雪月，全是现实的无奈和生存的挣扎，这就是古代有权有势之家背后，最真实的一面，也是底层女性最真实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