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迟群被刑满释放，此时的他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而且还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没有住房。当年那个名噪一时的人物，沦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也让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因果报应。 迟群的命，是从一间低矮的平房里收尾的。 一九九九年，他对着破旧的桌子，一笔一划写信，跟组织讲自己这些年的工龄，讲得很急，也很乱。屋里光线暗得很，纸张都发黄，笔尖划过去，字有点飘。写着写着，人突然一歪，再也没站起来。家人还在旁边喊着名字，外头胡同里飘过一阵菜汤味，谁也没想到，这个当年在清华一嗓子能震住一屋子人的人物，就这么栽在一封信上。 几天后，有人敲门，说档案找到了。 这句“找到了”，听着像玩笑。迟群已经躺在那儿，再也用不上。 屋子里那点破旧家当，只有他以前的名字还和清华、和八三四一部队、和那些风云岁月扯在一起。 很多人如果只看结局，会说一句“报应不爽”。可事情一步步怎么走到这儿，得从头翻。 他本来只是山东乳山海阳所镇出来的一个小伙子。一九三二年出生，十几岁还在村里地头上跑来跑去，一九四九年左右当兵，十七岁入伍。那会儿，参军是光荣事，家里人也觉得，这孩子以后有出息。军营里规矩多，他倒适应得挺快，听号令、做操练，按部就班。后来被调进八三四一部队，在政治部宣传科干到副科长，开始跟文件、口径、标语这些东西打交道。 宣传口这个地方，有个微妙之处：不掌管枪，却掌管说法。一场事情怎么讲，讲给谁听，先把谁捧上天，把谁按在地上，很多时候都出自这间屋子。迟群在这种环境里待久了，慢慢摸到一条路子——话说得狠一点、立场摆得极端一点，就容易被看到，被当成“积极分子”。 一九六七年，北京高校闹得凶，更高一层看着不对劲，就派工宣队、军宣队进驻高校，希望压住火头。 军宣队大部分是八三四一部队的兵，迟群也在队里。 工作队一到校，各种通知、协议、表态接连往外发，校园里的乱局被按了下去。 秩序一旦恢复，谁握喇叭、谁开会发言、谁签字，就是关键。迟群很快被推到前台，在清华大学接任党委书记等职务，事实上成了当家的人。 他想出的招数，挺损。 找一堆冷门得不能再冷的专业难题，在大庭广众之下突然考教授。老教授被点名站起来，一时半会卡壳了，台下有人冷眼看，有人装作低头记笔记。 迟群就站在一边，看着这种尴尬在空气里慢慢发酵。考题本身有没有价值不重要，关键是要让人丢脸。这种路数，很快就暴露了他的底色：不是带着尊重来管理知识分子，而是把人当道具，拿别人的难堪垫高自己的身价。 那几年，他一步步往那一撮人身边靠。 对方需要敢冲在前头的“急先锋”，他正好有这个劲头。对内，他在清华、北大这些地方折腾得天翻地覆；对外，他成了帮人下狠手的那双手。 一九七五年九月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这段时间，迟群亲自点题、亲自策划，让写作组集中火力对邓公开火。短短一年多，围绕邓公的诬陷文章就有六十多篇，从工作作风骂到路线问题，从整顿秩序说成“翻案”，句句往死里扎。 当时，邓公的整顿已经让经济出现起色，老百姓生活有了起色。 宣传口的某些文章，却硬要把这种努力描成“复辟”、“倒退”。迟群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比很多人想象得还要积极。有人在背后叫他“先锋大将”，把他夸得天花乱坠，他也乐得听，权势握在手里的那几年，他说话底气足得很。 局面翻转得也快。风向一旦变了，过去的那些“激进”“坚决”“立场鲜明”，统统成了审判的证据。 一九八三年，北京中级法院判他有期徒刑十八年。那份判决书把各种事实罗列出来，盖上红章时，他以前写给别人的批判文章，像是绕了一圈砸回到自己头上。 监狱生活慢慢把人磨平。 到一九八九年被提前释放时，他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走出大门，发现外面的世界不再围着他转。没有工作，没有稳定收入，组织看他境况实在惨，给了一点照顾性生活费，勉强能维持日子。他和妻子蜗居在一间简陋平房里，屋顶有裂缝，下雨得拿盆接。 邻居知道他过去的来头，有人躲着走，有人看他像看戏落幕后的演员，卸了妆就只是个老头。 后来，国家出了按工龄置换住房的政策。 消息传到他耳朵里，他眼神一下就亮了。那点工龄，是他唯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只要算得上，家里的住处就有望从破平房换成像样的楼房。他收拾了一身旧中山装，跑到清华和以前待过的单位去找档案。对面翻了半天，说查不到。 这一句话，把他从希望顶上拽了下来。没有档案，就等于这些年白干，谁都得按制度办事。 迟群不甘心，低着头去求这个、求那个，希望有人帮忙找找，看是不是放错了地方。 能找的门，他几乎都敲过。 一九九九年，他终于坐下来写信，把自己的经历、工龄、问题一股脑写给组织。 字里行间，既有求助，也有不服，情绪翻来覆去。身体本来就不算好，这么一折腾，脑血管撑不住，脑溢血发作，人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