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天，四川宜宾长宁县郁郁葱葱的大山里，十几个如狼似虎的士兵粗暴地踹开一间草屋的木门，猛然看见屋中摆着一担大粪，不禁掩鼻而退，领头的士兵脚下踩到一汪粪水，气得破口大骂。
1928年7月，红军主力进攻湘南，边界地区仅剩下两团国民党部队。趁着红军主力出击，国民党迅速派出11个团发动了“会剿”进攻，试图消灭红军在该地区的力量。红军边界特委决定，派遣袁文才领导的红三十二团驻守宁冈，而毛泽东则带领红三十一团以游击战术困扰敌军，驻扎在永新地区。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红三十一团与永新地区的数万群众紧密合作，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并展开四面游击战术，日夜对敌人进行袭扰。由于敌人无法掌握红军的真实实力及位置，再加上供应线断裂，物资短缺，敌军陷入了困境。 与此同时，永新地区的群众也全力支持红军，成为红军的通信员、交通员，严密保护红军的机密，并时刻观察敌情，将敌人的动向及时传递给红军。红军与永新人民的紧密合作，使得敌人无从突围。永新周围的敌军被红军及当地百姓围困长达25天，敌人被迫困守在30里范围内，无法向前推进。 1934年12月中旬，红一军团在八瓢村进行休整。然而，由于八瓢寨的空间有限，无法容纳上万人的部队，部分红军部队被分散到附近的地茶和平桥等地住宿。在平桥杨再许家，住了几位红军战士。红军在杨家住了三天，自己做饭，期间，一位战士不小心撞坏了杨家用来洗脸的陶盆。红军离开时，这名战士按照规定给杨再许留下了一百五十文钱。 杨再许家一直保留着那个瓦盆，直到1957年，它被上交给了遵义纪念馆。在那个特殊的时期，红军不仅以坚定的信念捍卫着革命事业，而且与人民群众形成了互相保护、互相关爱的深厚关系，展现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
1935年深秋，四川宜宾长宁县的大山里，一场惊心动魄的搜捕正在进行。十几个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一处偏僻的草屋前，他们粗暴地踹开木门，屋内浓烈的粪臭瞬间扑面而来。领头的士兵一时不慎，踩进了地上的粪水，气急败坏地咒骂起来。然而，他们并不知道，这看似普通的农家小院里，正上演着一场生死较量。 屋子的主人黄二嫂面带笑容地站在一旁，看着这群士兵在屋内翻箱倒柜。她的笑容下藏着巨大的压力，因为就在士兵们脚下的地窖里，正藏着两名女红军。这两名女红军，一位是川南游击队政委余鸿泽的妻子李桂红，另一位是组织干事阚思颖。在敌人到来之前，黄二嫂急中生智，在窖板上撒了一层香灰，又将准备浇菜的粪担放在上面，这才造就了眼前这个令敌人难以靠近的场面。 就在搜查即将结束时，天突然摇晃起来，屋顶的黄泥和草屑纷纷落下。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成了两位女红军的救命稻草。惊慌失措的敌军立刻撤离了草屋，暂时解除了这场危机。这一幕，成为了当地革命历史上最惊险的场景之一。 事实上，这两位女红军的处境，与整个川南游击队的命运紧密相连。在红军主力长征进入云南后，为了掩护大部队的转移，这支仅有千余人的游击队被留在了川南一带。当时，国民党调集了数万大军，对这支小股部队展开了疯狂的围剿。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怀有六个月身孕的李桂红无法继续随队行动，阚思颖便主动请缨，留下来照顾她。
随着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减员，特别是万里长征和爬雪山、过草地等艰难行程后，红军在陇南城乡展开了大规模的扩军活动。贫苦人民在红军的教育和影响下，认识到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为了争取自己的解放，越来越多的青年纷纷投身红军，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 在徽县江洛镇，冯智清的三个儿子都志愿参军，但由于家中老父母年老体弱，冯老汉的请求才得以实现，三个儿子终于加入了红军。另一位贫苦农民郭庚源和儿子郭景山，在参加红军之前，曾在赶麦场打工。郭庚源在战斗中光荣牺牲，而郭景山在解放后回到家乡，担任了礼县县委副书记，积极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 1941年3月，八路军三五九旅在旅长兼政委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延安以南的南泥湾，开展开荒种田工作。王震虽是从未种过田的城市人，但他和战士们一样，肩负着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重任。起初，王震对自己的农事能力表示担忧，他曾向上司朱德抱怨，自己一直从事铁路工人工作，对种田一窍不通。 朱德则鼓励他：“没关系，我们有很多干部和战士是农田能手，你可以向他们请教。”为了确保战士们能够掌握农业生产技术，王震特别聘请了当地71岁的农民朱玉环担任农业生产教官，并批准他加入军队，成为军事生产的指导员。王震亲自签发了命令，正式任命朱玉环为农业生产教官，指导三五九旅的农业生产工作，并要求各部队官兵虚心学习。 通过这一举措，红军不仅提高了自身的生产能力，也更好地保障了长期战斗所需的物资。这一系列的军民协作、团结奋斗的事例，不仅展示了红军与人民之间深厚的鱼水情谊，军民的紧密合作与无私奉献为胜利奠定了基础，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财富。
